原创 王克丹 2026-09-06 19:03 安徽

房子问题反而不重要了

说话的艺术成分极高，好处是很多问题很好地藏在发言中表达出来了，坏处就是大家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我们尽量来理解这些事情，之后再看结论。

樊纲最近有一个判断：中国40余年高增长未出现大的经济衰退，当前这轮调整源于市场泡沫、投机和过热后的自然破裂；而中国房地产的触底，可能比日本当年更快。

这个观点值得深挖。但如果只把目光停在房地产什么时候触底上，就会漏掉真正重要的东西。房地产问题只是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环，它的背后是两条更粗的主线：对内的内需不足，对外的逆全球化压力。

01 40年高增长：从市场化出清到外向型突破

改开后给市场活力，进入了快速的工业化，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链。优势就是人口和规模效应，且当时已经不可能具备向外扩张积累原始财富再投入的可能，那么刀刃必然向内——那就是人多。

农业人口多，那就压制农业剩余，转向支持工业剩余；劳动力多，且国有资产不可能养活那么多人，养活五分之一都够呛，且养活这五分之一还要向剩下的五分之四征税来养活，根本不可持续。市场化是历史的必然。

但工业化也有自己的周期，不可能长期发展。我国发展初期的资源配置，尽可能地给资本再投入政策倾斜，那么必然要压制劳动分配。且供需关系下，确实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政策端和市场端都对劳动者分配比例不友好。

原则上要进入产能过剩周期。结合我国特有的所有制结构，90年代确实出现了，差点把整个金融体系搭进去，也直接导致了必然的落后产能出清——刮骨疗伤，代价就是大规模的国企破产重整和吃铁饭碗的群体下岗潮。

供给等于需求。按照任何快速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来看，尤其是出现流入劳动者比例不够，经济就必然存在需求上限而非生产力上限。这时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分配改革，扩大内需；而另一个则是过去的工业国也很喜欢的——对外出口。

这就有了经济增长限制器的打破：进入全球的需求市场。相比于前者，后者的阻力反而更小一些。这就是我国外向型经济体打破封闭体系产能过剩限制并且快速拉高GDP的重要转折点。

大家肉眼可见的储蓄增加，且外向型经济体的储蓄往往较高，和80年代的日本也非常相似。即便劳动保护长期跟不上经济发展，但花的少啊，且不需要国内居民多消费，有外部十几亿的高消费经济体，也确实不那么依赖对内的分配改革，只需要把商品卖出去就行了。

02 2008年转折点：债务支撑的繁荣

第二转折点在2008年。外向型经济体的好处是打破国内需求上限，坏处是受全球经济影响极大。这时为了继续维持高增长，就不能仅靠出口了。

做法就是大基建和家电三下乡，增加货币供给，挖掘内部需求。且居民确实积累还是不错的，那会人基本很少负债，负债占GDP的比重也就18%左右。

怎么把居民的钱拿出来，且阻力还要最小？日本就演示过：大基建和房地产。结合工业化催生的城镇化需求，分税制后的地方财政需求，一切都指向了土地财税和房地产泡沫。

这时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的房地产政策关注点就不再是居住属性了，而是税收属性；市场关注的逐渐演化为金融属性。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且机会抢都抢不到，因为未来缴纳的税更多。

这时我国的经济是双支撑的：

对外继续扩大竞争力，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增加规模和质量，人均劳动时间攀升的同时，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还在下降，但房地产的开支不断扩大。数学上必然存在缺口——这是小学的数学题啊，居民收入流入的不如流出的，结果必然是储蓄的消耗和负债的增加。

三驾马车中：

出口继续扩大，劳动时间和劳动分配也在继续激化，不断地增加竞争力和贸易顺差。

投资上，政府有土地财税预期，敢于做哪怕亏钱的投资；居民端最大的投资就是房地产，也在扩大，不过后来回顾起来都是非常依赖加杠杆的。

消费，以前靠出口都能撑住增长，更何况2008年以后开启大基建和房地产时代，更不需要消费了。增长是好事，增长不及预期也无所谓。

这时有个特点就是债务支撑的繁荣。你可以理解为，GDP的产出等于支出，你今年借钱投资和消费会计入今年的GDP，但你明年要还债，必然要降低投资和消费——也就是当下居民自发去杠杆和地方化债的逻辑，具有很强的透支性，且存在显著的市场出清特征。

03 樊纲的判断对了一半：市场出清背后是政策透支

回到樊纲的这句话：中国40余年高增长未出现大的经济衰退，当前这轮调整源于市场泡沫、投机和过热后的自然破裂。

这个观点还真不是马后炮。老读者在2020~2022年听的就是这个问题的讨论：经济规律这头猛兽还能困多久？

事实证明，过去的揠苗助长、过度的债务支撑必然迎来更严重的周期反噬。详细分析看2022年这篇专栏文章（https://zhuanlan.zhihu.com/p/518479343），其实就是樊纲说的市场自发出清。

但原因显然不够深刻。不能好事都是政策的，坏事都是市场的。显然是过度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使用揠苗助长，提前透支了未来的增长力。不止是市场出清，还要伴随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典型的特征就是政策根本没停，而市场的响应越来越弱。

我们可以理解为：本身经济增长可能在全球市场增量见底以及居民负债率增加后，已经是要进入下行阶段。因为没有经济体可以几十年高增长，高基数也会要求未来的增量越来越高。只是地方、企业以及居民通过快速加杠杆做高了当年的增长，代价是债务的长期出清。

为了更高地支撑出口，又要进一步压低内部的劳动者分配，导致内卷加剧和需求不足更加严峻，陷入长周期的收缩压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过度使用，耐药性越来越强，就连利息支出都不够。

04 外需的极限：逆全球化下的出口困局

出口上，当我们不断地通过压缩劳动收益、增加劳动时间，同时附加补贴去增加出口，且内需愈弱，则对出口要求更高，进一步要求对国内的劳动者转移成本——也就是所谓的降本增效。增效没什么结果，降本倒是激化了矛盾。

正如很多网友的评论，连劳动法都不遵守的企业，不可能在安全上预留太多的冗余。安全风险叠加劳动者的阻力最小测试底线，矛盾越来越多。这些都还可以通过强制的手段压制。

但对外就不行了。没人愿意长期吃下海量的贸易逆差。2003年打破的内需不足瓶颈，在如今的全球贸易中分歧也在激化。这就导致了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制定相关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增加本国的商品竞争力。

说起来也确实如此：以前可以靠高附加值来抵消劳动时间的差异，比如1400小时工作也可以过得很好；现在不行了，出现一个2500小时同时还不增加向劳动者初次分配的工业克苏鲁，说实话确实竞争不过。

所以当下全球贸易摩擦的出发点竟然是——要求我们增加流向劳动者的工资和增加劳动者的闲暇福利，降低对外出口的依赖，同时降低对出口企业的补贴，尽量削减贸易不均衡而非进一步加剧。

05 房地产只是副产品：真正的两大主要矛盾

所以我国现在面临的房地产问题，只是发展过程中暴露问题的一环——也就是对内的债务支撑经济增长的其中一个表现。另一个是政府化债，两者都是提前透支经济增长需要还的债。

另外一个是针对出口的政策：流向劳动者的分配不够，内需必然疲软；为了稳定增长，对外出口要求更大，但这又反过来要求进一步削减流向劳动者的收入和增加劳动强度，弱化内需。

对内还可以靠强制手段压制，对外就比较麻烦了——你没办法限制别国不增加贸易壁垒来削弱这种从劳动者和税收补贴上的优势。相比来说，房地产问题反而是长期发展中不那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

现在经济增长的两大限制：

1）对外上的逆经济全球化。可能要在劳动保护和补贴上做出让步，让劳动者获得更多收入的同时降低劳动时间，还要多买国外的商品和服务，从而削弱贸易不均衡。

2）对内上从供给端改革转向需求端改革。还是分配问题，增加劳动者上桌谈判的筹码。收入只要涨上去，债务不是问题，消费也不是问题，预期更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谁让出原本吃掉的红利。

06 回到樊纲：房地产触底只是一个副产品

樊纲说房地产触底快于日本，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的工业产业竞争力比日本当年更强，市场出清也确实很快，30~40%降幅是有了。

但不确定性依旧很大。毕竟居民杠杆现在还在58%这个高位，暂时看不到增收和增加劳动博弈的改革，且短期内依旧是期待对外出口来支撑增长。

不确定性来源于逆经济全球化的力度。现在看来不止是美国，G20几乎要在贸易保护主义上达成共识。很难想象本身心怀鬼胎的各个利益体在这个问题上如此一致。

如此说来，房地产的触底还真的只是一个副产品。

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是对内能不能完成从供给端到需求端的改革，让劳动者拿到更多分配；是对外能不能在逆全球化浪潮中找到新的平衡，而不是继续靠压缩劳动收益去拼出口。

房子会触底，但如果内需不足和外需受限这两大矛盾不解决，触底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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