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丁爸 2026-10-04 06:07 美国

本报告以 59 个主要经济体为样本，构建“表层—底层”双层指标框架，结合复合地缘距离引力模型（联合国投票距离、结盟距离、贸易依存不对称）与地缘政治风险（GPR）、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测度，系统刻画2015—2025 年国际体系的分裂态势。

全球分裂现状（2015—2025）

双层指标下的结构性裂变

一项基于复合地缘距离引力模型与政策不确定性测度的战略分析报告

开源情报研究中心

2026年10月2日

【摘要】

本报告以 59 个主要经济体为样本，构建“表层—底层”双层指标框架，结合复合地缘距离引力模型（联合国投票距离、结盟距离、贸易依存不对称）与地缘政治风险（GPR）、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测度，系统刻画2015—2025 年国际体系的分裂态势。

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分裂已超出“两极对抗”的旧范式，演化为“多中心、网络化、文明层面”的复杂裂变，并呈现三重确定性特征。

第一，总量层面的“韧性表象”与风险层面的“底层裂变”显著背离：59 国贸易与GDP 合计指数（2015=100）至2024 年分别升至149 与147，而底层不确定性指数升至146，并在2022 年出现149 的地缘风险尖峰（GPR 全球指数，2015=100）、底层综合不确定性指数更达169；

第二，分裂呈现非对称与网络化特征——美中复合地缘距离由2015 年的0.68 升至2024 年的0.81，中俄则由−0.62 趋近至−0.85，而西方联盟内部呈现“安全收敛、风险感知发散”的异步裂痕；

第三，体系结构稳定地呈现约三个地缘集团（网络模块度Q≈0.42），尼日利亚、韩国、瑞士、菲律宾等“节点—连接国”成为跨越阵营的关键枢纽。报告主张以节点—连接国而非阵营为基本分析单位，并在技术—安全—文明三重嵌套中理解新型权力结构，以避免被任一单维叙事误导。本报告的结论均可由配套脚本端到端复现（见附录B）。

1导论：问题意识与“分裂”概念的重构

“全球分裂”（global fragmentation）已成为描述后冷战国际秩序演进的核心命题，但这一概念在公共与政策话语中常被严重简化。2015 年以来，一系列标志性事件——英国脱欧、美国对华贸易战、新冠大流行、俄乌冲突、加沙危机，以及围绕半导体与关键矿产的技术管制——共同推动国际体系进入一个裂变加剧的阶段。然而，将这一阶段简单概括为“新冷战”或“民主—威权阵营对抗”，既无法解释西方联盟内部日益明显的经济—认知分歧，也无法解释全球南方拒绝选边的现实，更掩盖了贸易与资本总量仍在增长的“韧性表象”之下悄悄恶化的风险结构。

选择 2015 年作为观测基年，具有明确的学理依据。2015 年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增长趋于正常的年份，也是多项地缘裂痕尚未显性化的“相对温和”时点：英国尚未公投脱欧，美中贸易战尚未开打，俄乌冲突与加沙危机更在数年后才爆发。以2015 年为锚，能够更清晰地分离出随后十年间“分裂”的净增量，而非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差异误读为新近趋势。2025 年作为窗口末端，则恰逢多场冲突延续与贸易壁垒再升级，为观察裂变的近期走向提供了参照——尽管其部分数据仍为初步值（见第4 章）。

本报告的核心论点是：2015—2025 年的分裂在三个维度上已超出传统阵营对抗的范式，它由“两极/阵营对抗”演化为“多中心、网络化、文明层面”的复杂裂变。这一演化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的事实，也要求研究方法论的同步更新。若仍以“阵营”为唯一分析单位、以“总量增长”为唯一景气信号，研究者将系统性地低估分裂的真实深度。与冷战第一时期相比，今天的分裂具有本质差异：冷战的对抗主轴是清晰的两大阵营（华约—北约）与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层；而今天的分裂发生在贸易、资本、技术网络高度互联的背景下，阵营边界模糊、节点重叠、文明认同与经济利益交叉缠绕，因此表现为“网络化裂变”而非“板块断裂”。

在展开分析之前，须明确本报告的边界，以免读者高估或误读其适用范畴。

其一，本报告是一项战略分析而非纯学术计量研究，其目标在于为政策制定者与研究者提供一套可操作的诊断框架与经验事实，而非穷尽所有因果机制。

其二，本报告聚焦“结构性裂变”的测量与刻画，对单一事件（如某次选举、某轮制裁）的时效性解读让位于十年尺度的趋势判断，因此不追求对短期波动的逐月解释。

其三，本报告以国家为节点、以可量化指标为骨架，对跨国企业、非国家行为体、舆论与文化的细微作用仅作结构性提及，未展开微观层面的机制分析。这些边界并非缺陷，而是研究聚焦的必然代价；它们同时界定了后续研究可补强的方向。

为此，本报告提出并贯彻三条方法论原则。其一，双层指标并用：贸易/FDI 总量（表层）与地缘距离引力模型、政策不确定性（底层）必须同时使用，以避免被总量的“韧性”表象误导；其二，分析单位细化：分裂不仅存在于中美、南北之间，也深刻存在于传统西方联盟内部，分析单位应从“阵营”下沉到“节点—连接国”；其三，三重嵌套视角：人工智能/半导体、关键矿产、供应链与文明认同叙事相互强化，构成新型权力结构。这三条原则共同构成对既有分裂叙事的纠偏框架。

本报告的方法论贡献可概括为三点突破。其一是将“分裂”操作化为可测的双层指标，使抽象的秩序判断转化为可复现的量化诊断；其二是以网络科学的节点—连接国视角替代静态阵营观，为识别体系脆弱点提供了新工具；其三是通过美、欧、南方三阵营主张的交叉验证，建立了一套识别叙事偏差的程序。这三点共同构成对“新冷战”式简化叙事的纠偏，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一套可直接复用的指标与代码。需要强调的是，量化本身不能终结争论，但它能把争论从口号层面拉回到可被证据检验的轨道，这正是本研究的定位。

在进入实证之前，有必要澄清本报告对三组近义概念的刻意区分，以免与流行话语混淆。其一，“分裂”（fragmentation）指体系结构由一体化走向多中心、网络化裂变的趋势，是一个中性描述概念；其二，“脱钩”（decoupling）指特定领域双边交换的实质性中断，是分裂在表层交换层的极端表现，但本报告的表层数据表明，2015—2024 年贸易总量并未中断，故“脱钩”尚非全局事实；其三，“去风险”（de-risking）是政策界对脱钩的温和表述，更接近“选择性脱钩”，其落点正是第9 章所述的技术—安全嵌套领域。厘清三者，方能避免以政策口号替代经验测量。

本报告其余章节安排如下：第2章梳理美、欧、全球南方三阵营的叙事及其偏差；第3章阐明分析框架；第4章说明数据与方法；第5至第10章分别从双层背离、地缘距离重构、西方内裂、节点—连接国、技术—安全—文明嵌套、全球南方争夺六个维度展开实证；第11章进行三阵营主张的交叉验证；第12章给出结论与政策含义。附录提供方法论细节、数据来源与可复现代码，参考文献采用GB/T 7714 规范。

2文献与三阵营叙事：被竞争的“分裂”解释权

关于全球分裂的解释，存在三种相互竞争的主流叙事。它们不仅提供了不同的因果解释，更在事实上争夺“分裂”的定义权与政策正当性。其数据源、分析视角与政策含义各不相同，必须在交叉验证中识别其选择性偏差。需要指出的是，三阵营叙事的竞争本身即是分裂的构成部分：当各方对“发生了什么”都无法达成一致时，协调的成本自然上升，叙事分裂与实践分裂相互强化。因此，理解分裂，首先要理解“谁在讲述分裂、以及为何如此讲述”。

2.1 美方战略智库叙事：阵营化与安全化

以 CSIS、RAND、布鲁金斯学会等为代表的美国战略界，倾向于将分裂定义为“民主国家与威权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的系统性对抗，并据此提出“去风险”（de-risking）、“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友岸外包”等技术—安全化策略。该叙事的优势在于敏锐捕捉了安全维度的阵营化趋势，并对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战略领域的管制提供了连贯的逻辑。但其偏差同样明显：它夸大了意识形态阵营的边界，低估了西方联盟内部（如美欧之间、欧美与全球南方之间）的经济—认知分歧，也低估了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拒绝在对美或对华之间选边的现实。将一切地缘紧张都纳入“民主—威权”框架，会掩盖分裂的非对称与网络化本质。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叙事内部亦非一致：以兰德为代表的“长期竞争”派强调与中国的持久博弈而非短期决胜，以CSIS 为代表的“技术竞争”派则聚焦供应链与盟友协调，这种内部差异本身也削弱了“阵营对抗”叙事的整齐度。

2.2 欧方（央行与政策界）叙事：韧性、开放战略自主与碎片化成本

欧洲央行（ECB）、欧盟委员会、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等机构更强调“地缘经济碎片化”（geoeconomic fragmentation）对生产率、贸易与金融一体化的成本，并主张“开放的战略自主”（open strategic autonomy）。欧方以量化模型测算碎片化代价——例如ECB 的估计显示，若贸易全面按地缘阵营重组，全球GDP 可能损失数个百分点，欧元区所受冲击尤甚。欧方的优势在于以严谨的宏观与金融数据刻画碎片化的经济代价，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量化基础。但其偏差在于：它以“韧性”话语淡化了对单一外部市场（尤其是对华贸易与关键投入品）的结构性依赖风险；同时，在对俄制裁与对华经济关系之间维持策略性模糊，使“战略自主”在实践中有时沦为矛盾政策的修辞外衣。欧洲央行的数据选择（聚焦宏观成本）与它的政策偏好（维护市场开放）互为因果，这正是交叉验证需要拆穿的逻辑闭环。

2.3 全球南方叙事：多极化、“后西方”与全球治理改革

以新华社、BRICS 机制、不结盟运动传统为代表的全球南方视角，将分裂解读为“后西方”（post-Western）多极化与世界秩序民主化的契机，强调南南合作、发展优先与联合国中心地位。该叙事准确地指出了单极秩序的衰落与全球治理改革的必要性。但其偏差在于低估了全球南方内部的分歧——中东、非洲、拉美主要国家在对俄、对华、对美立场上差异显著；同时，“多极”并不必然等同于“多中心稳定”，多极格局下的协调成本与冲突风险可能反而上升。南方的“后西方”话语，更多是对单极遗产的否定，而非对替代秩序的一致蓝图。事实上，南方叙事的凝聚力高度依赖“共同反对单极”这一消极认同，一旦进入具体的资源分配与制度设计，内部分歧便会浮现——这一点将在第 10 章以网络距离数据加以验证。

综合而言，三阵营叙事各执一端，均非全景。美方的长处是安全敏感、短处是阵营化夸大；欧方的长处是成本量化、短处是依赖风险淡化；南方的长处是秩序批判、短处是内部一致性不足。下一章将把这三种叙事转化为可检验的变量框架，使抽象的立场之争进入可复现的实证轨道，并在第 11 章以同一组指标对三种叙事逐一“对撞”。

2.4 叙事如何转化为政策：从解释权到行动权

三阵营叙事之争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谁说得对”，更在于“谁的定义能转化为政策与资源”。美方“民主—威权对抗”叙事为其出口管制与盟友协调提供了合法外衣；欧方“碎片化成本”叙事为其维持对华经贸开放、同时推进战略自主提供了话语空间；南方“后西方”叙事则为其争取治理代表权与发展议程主导权提供了道义支点。由此可见，叙事是政策的上游：它决定哪些风险被优先感知、哪些成本被选择性忽视。这正是本报告坚持交叉验证的根本原因——若研究者不加甄别地接纳任一阵营的叙事前提，便会自动继承其政策盲点。将叙事本身纳入分析对象，而非仅将其结论作为事实起点，是避免被操纵的关键一步。

3分析框架：双层指标、三重嵌套与非对称分析

为纠正上述叙事偏差，本报告构建了一个由双层指标、三重嵌套与非对称分析组成的方法论框架。需要强调的是，本框架并非主张所有维度同等重要，而是主张任一维度的缺失都会导致系统性误判：若只看表层贸易总量，会得出“全球化稳固”的误判；若只看安全叙事，又会夸大阵营对立。双层与多重框架的价值，正在于强迫分析者同时持有相互制衡的视角，从而逼近更稳健的事实判断。

3.1 双层指标框架

表层指标衡量“看得见的韧性”：59 个主要经济体的商品与服务进出口总额、FDI 流入总额与GDP 总和，经指数化（2015=100）呈现总量趋势。这些指标回答的是“世界经济是否仍在变大”的问题。底层指标衡量“看不见的裂变”：复合地缘距离引力模型刻画国家间战略疏远的程度，GPR/EPU 不确定性测度刻画风险环境的恶化。两层并用的关键在于，当表层平稳上升而底层剧烈波动时，二者之间的背离本身就构成需要解释的核心现象——即“韧性陷阱”。需要说明，表层与底层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同一裂变过程在不同层次上的投影：表层记录交换的“量”，底层记录关系的“质”。

3.2 复合地缘距离引力模型

复合地缘距离 D_ij 由三个成分等权合成，并作跨年池化标准化：（c1）联合国投票距离——基于Voeten 双边理想点差（1946—2025），并经与unvotes 实际投票一致性的交叉验证（Pearson r=0.87，n=8555 对），验证两种测量捕捉同一构念；（c2）结盟距离——基于NATO、EU、CSTO、美条约同盟、中国伙伴、BRICS、GCC 等分组，以Jaccard 集合相似度的补数衡量；（c3）经济依存不对称——以贸易占GDP 比重的双边差值衡量。之所以采用等权合成，是为了避免成分权重的任意设定对结论施加隐性偏置；同时另设仅c1 / 仅c2 / 仅c3 三种敏感性方案（见附录A），以检验结论对成分权重的稳健性。三种成分各有局限：c1 反映政治立场但滞后于经济联系，c2 是离散的分组而非连续的亲疏，c3 仅刻画相对依存差异而非绝对流量方向——三重并用恰好可互为补偿。

3.3 三重嵌套与非对称分析

技术—安全—文明三重嵌套：半导体管制、关键矿产的地理集中、供应链重构，分别与安全同盟、文明—制度认同叙事相互强化，构成难以逆转的新型权力结构。非对称分析则借助网络科学，以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桥接度与模块度识别“节点—连接国”，将分析单位由阵营细化至节点及其连接角色，从而揭示传统阵营视角下被遮蔽的结构性脆弱点。三重嵌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解释了分裂的“自我强化”机制：技术管制巩固安全同盟，安全同盟再为认同叙事提供素材，叙事又动员资源巩固管制，形成正反馈回路。这也意味着，单纯取消某项关税或管制，未必能逆转分裂——因为结构层已经“锁死”。

本框架与既有权威研究形成互补与对话。IMF（2022）与ECB（2023）的碎片化研究以宏观模型测算贸易重组的福利成本，其长项在“量”的估算，短处在缺乏国家间亲疏的动态网络刻画；美方智库研究长于安全与技术的结构性判断，却缺少数理化的趋势基准。本报告的双层 + 网络框架，正是试图把宏观成本（欧方所长）与结构裂变（美方所长）纳入同一套可复现指标，并以网络位置（而非阵营标签）重新校准“谁在分裂中获益或受损”。这种对话姿态，使本研究的结论既能与政策界对话，又不依附于任一政策前提。

4数据来源与方法说明

本研究样本为 59 个主要经济体，涵盖主要发达经济体、系统性新兴市场与关键中等强国，时间窗口2015—2025。样本选择遵循“系统重要性+ 网络枢纽潜力”双重标准：既包括G20 经济体，也包括在网络分析中可能承担桥接角色的中等强国（如瑞士、新加坡、尼日利亚、阿联酋）。这一设计使得“节点—连接国”分析不至于因样本偏倚而失真。底层指标中，2025 年世界银行贸易数据与联合国理想点数据尚为部分可得，故2025 年数值一律标为初步值，不纳入趋势的确定性判断。在转向实证之前，须说明代理指标的边界：c3 以贸易开放度不对称替代双边贸易/FDI 流量，虽能刻画依存结构的相对差异，却无法刻画流量的绝对重组方向；对后者的精确刻画需引入CEPII BACI 或WITS 的双边流数据，列为后续补取。本章全部结论均在此代理边界内成立。

关于样本代表性，有必要说明其覆盖强度。据 IMF 2024 年估算，全球名义GDP 约109 万亿美元，而本样本59 个经济体2024 年GDP 合计约105 万亿美元，覆盖全球名义GDP 的96% 以上；其贸易与FDI 合计占全球份额亦在相近高位。因此，尽管样本未穷尽所有联合国成员，却已足以代表国际体系的主体结构，结论不会因遗漏小型经济体而发生方向性偏移。样本之所以限定为59 个而非更多，是出于网络分析的可解释性与数据可得性的平衡：节点过多会稀释桥接度等指标的辨识力，且部分小经济体的投票与贸易数据缺失严重。这一设计选择已在第3 章的稳健性框架内予以说明。

方法稳健性处理有三处关键设计。第一，成分采用跨年池化标准化（以全样本均值与标准差），而非逐期标准化——后者会使每一年的全局均值恒为零，无法揭示年际水平变化，这是本报告在初版测算中发现并修正的方法缺陷。第二，网络分析对接近度边作 35% 分位稀疏化，以避免全连通图导致中心性指标失效，从而真实揭示阵营与连接国。第三，复合距离通过权重扰动（仅c1/仅c2/仅c3）与c1 数据源交叉验证实现双重稳健性检验。需要补充的是，c1 的Voeten 理想点方法本身已通过与其他投票指标的校验（r=0.87 见上），这降低了“用单一投票源”带来的测量风险。上述设计共同保证了本报告结论的可重复性，任何第三方均可凭附录B 列出的脚本在原始数据上复现全部图表与数值。

5表层韧性 vs 底层裂变：总量增长掩盖的风险恶化

表层指标呈现明显的韧性表象，但其轨迹远非单调上升，而是经历多轮冲击与修复。贸易总额指数在 2016 年微降至98（全球贸易放缓），2017—2018 年随景气回升至119，2020 年因疫情骤跌至106，随后在2021—2022 年强劲反弹至150，2023—2024 年于149 附近高位盘整。GDP 总和指数走势类似但更平滑，至2024 年达147。换言之，从“量”的维度看，世界经济不仅恢复了2015 年的规模，且显著扩大——这正是“全球化稳固”论者的主要依据。

然而 FDI 的轨迹揭示了表层叙事的脆弱性。FDI 流入指数在 2018 年骤降至41、2023 年进一步探至30（样本期内最低），2024 年回升至52。这一剧烈波动部分源于2017—2018 年美国税改引发的跨国利润与资本回流一次性扰动，但更深层的原因，是长期直接投资对地缘风险与政策不确定性的高度敏感——资本比商品更容易因预期恶化而“用脚投票”。贸易总额反弹与FDI 长期低迷并存，提示表层韧性是“交换的延续”而非“投资的信心”。此外，贸易占GDP 比重的均值在2022 年一度升至47.5%（能源价格冲击推高名义贸易额），随后回落，说明总量回升部分由价格而非真实一体化的深化驱动。

底层不确定性指数同步但更剧烈地抬升：至 2024 年达到146，并在2022 年因地缘冲突出现 149 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尖峰（2015=100）、底层综合不确定性指数更达169。更关键的是两者的背离节奏——在2020 与2022 年，当贸易与GDP 仍显平滑或仅短暂回调时，不确定性已大幅跃升。把表层贸易指数与底层不确定性指数的差（surface−uncertainty gap）逐年列出，可见2020 年缺口为-28、2022 年为-19，即表层显著领先底层、韧性表象最为突出之时；而2018 与2021 年表层反超底层（缺口为正），显示修复期表层反弹快于风险回落。此即“韧性陷阱”的核心：总量韧性掩盖了风险环境与贸易结构的同步恶化。观察者在2021—2024 年看到的“贸易复苏”，与同期飙升的地缘风险、不断收紧的出口管制、加速重组的供应链，实为同一裂变过程的两面。

图1表层韧性（贸易/GDP 指数）与底层不确定性指数（2015=100）的背离

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底层裂变”并非指单一标量单调上升，而是风险—不确定性维度的持续抬升与结构重组的并存。以联合国投票极化度（理想点跨国离散度）衡量，该指标由2015 年的0.93 微降至2024 年的0.80——俄乌冲突反而使各国立场分布更趋“清晰化”而非“离散化”。这说明分裂更体现为阵营结构的固化与重组，而非简单的立场离散扩大。此外，不确定性并非均匀分布：地理上接近的国家如今反而承受更高的地缘风险，2022—2025 年“近邻GPR”持续高于“远邻GPR”（见图3），意味着冲突与风险正集中于相互邻近、地缘绑定更紧的集团内部，而非均匀地外溢到体系边缘。近邻与远邻GPR 之差由2015 年的约0.009 扩大至2025 年的0.086，进一步印证风险向邻近集团集中的趋势。

韧性陷阱不仅是一个诊断结论，也具有明确的预警含义。传统上，贸易/GDP 总量被视为“体系健康”的先行指标，但本报告的双层框架揭示，当表层指数持续领先底层不确定性（即缺口为负）时，恰恰意味着风险正在累积而未被总量信号察觉——2020 与2022 年的负缺口正是危机爆发或升级的前夜。因此，将“表层−底层缺口”作为早期预警变量，比单纯监测贸易增速更具政策价值：缺口由正转负，应触发对供应链与地缘风险的优先审查，而非被表面的贸易复苏所安抚。这也提示宏观审慎与地缘风险监测应当打通，而非分属两套互不对话的指标体系。

图2 联合国投票极化度（理想点离散度）的下行：分裂是结构性而非离散性的

 图3 不确定性×距离交互：风险向地缘邻近集团内部集中（近邻 GPR 反超远邻）

6地缘距离的重构：从两极对抗到多中心网络化

复合地缘距离的配对测算揭示了一幅“非对称多中心”图景，而非简单的两极对立。下表给出若干关键配对的复合距离演变，负值表示该对显著接近，正值表示疏远。为减少单一配对的偶然性，表中同时纳入西方内部（美—英）、印太枢纽（美—印、中—印）与南方关键节点（美—巴、中—巴），以呈现结构的层次性。

美中复合距离由 2015 年的0.68 升至2024 年的0.81，美俄由0.58 升至0.82，显示中美、美俄两对战略关系的显著疏远；但与此同时，中俄由−0.62 大幅趋近至−0.85（负值表示显著接近），中德由0.28 升至0.53（欧中关系漂移但仍非对抗），美德保持−0.16 至−0.29 的西方内部接近，美英更始终维持西方内亲近。更具结构意义的是印太与南方节点：美—印由0.65 微变至0.56、中—印由-1.45 至-1.19，美—巴由0.72 至0.48、中—巴由-1.26 至-1.14，均显示巴西、印度等南方关键节点与两大集群保持“中间距离”——既不完全靠近西方，也未倒向中俄。这一格局表明：分裂的主轴是“西方—中俄”两大集群的相对疏远，而非全球均质化的两极对抗；欧洲对华、对俄立场的差异，以及南方节点的中间化，使体系呈现多中心网络化特征。

进一步的集团凝聚力测算支持了“集团固化”的判断。北约内部平均距离由2015 年的-0.84 微降至2024 年的-0.89（更负=更凝聚），而BRICS+ 内部平均距离由-0.55 大幅降至-0.85，显示两大集群均在内部收紧；与此同时，北约整体与中国的平均距离由0.28 升至0.58。BRICS+ 凝聚力的更快收紧，部分反映了2024 年扩员（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正式加入，沙特等候选）后“反西方协调”议题的强化，也说明多极化并非离散化，而是新集团的内聚。换言之，分裂的表现不是“天下大乱”，而是“集团更团、边界更硬”。值得注意的是，多中心网络化并不意味着每个节点都独立自主：在两大集群收紧的同时，大量中型国家与全球南方节点仍维持着跨越集群的中间距离，它们既是体系的缓冲带，也是下一章节点—连接国分析的对象，使分裂呈现“核心固化、边缘桥接”的层次结构。

为更严谨地刻画“多中心网络化”而非“两极”，可对2024 年各节点相对全样本的平均复合距离作分布统计：处于强凝聚核心（平均距离< −0.3）的节点约14 个，处于强疏远外围（> 0.3）的约6 个，而落在中间缓冲带（−0.3 至0.3）的节点多达38 个。中间带节点占比过半，正是“网络化裂变”区别于“两极断裂”的结构证据——大量国家既不深度嵌入一方、也未彻底倒向另一方，而是以可调适的中间距离维系多重连接。这一分布也解释了为何模块度虽高（Q≈0.42）、却始终未能形成完全割裂的两大孤岛：中间带节点持续充当跨集群的“软连接”。

图4 关键配对的复合地缘距离演变（2015—2025；2025 为初步值）

7非对称分裂：西方联盟内部的异步裂痕

传统西方联盟内部同样存在分裂，但其形态是“安全收敛、经济—认知发散”的异步裂痕，而非整体瓦解。以美欧为例：双边联合国投票距离由2015 年的1.45 降至2024 年的1.06，反映俄乌冲突后西方在安全议题（对俄）上的投票凝聚力上升；然而美国与德国的地缘政治风险感知差（US−Germany GPR gap）却由2015 年的1.83 扩大至2024 年的2.59，显示双方对风险来源与优先级的认知裂痕实质扩大。该风险感知差在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当年升至2.28 的峰值，印证了同一事件在不同经济体内部激起的风险共鸣强度并不一致。西方内裂的政策含义值得单独强调：美欧在俄乌议题上的投票凝聚，并不能抵消双方在产业补贴、数字监管、对华关税上的摩擦；这些摩擦源于二者经济结构的差异，而非暂时的政治分歧，因而具有长期性与刚性。将西方视为单一行为体，是战略分析中最常见的简化错误之一。

具体而言，西方内裂在三条战线上同时展开。其一，产业补贴战线：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以本地含量要求与巨额补贴重塑电动汽车与绿色产业链，直接冲击欧洲与韩日产业的相对竞争力，引发围绕补贴竞赛与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反复博弈。其二，技术监管战线：欧盟《数字市场法》（DMA）与《数字服务法》（DSA）以反垄断与内容监管为抓手，与美国平台企业的自由市场逻辑龃龉，双方在数据主权、隐私标准上温差明显。其三，对华政策战线：欧洲主张“去风险而非脱钩”（de-risk, not decouple），与美国的“小院高墙”存在节奏与范围上的温差——欧洲不愿为安全叙事牺牲对华经贸的实利。因此，西方分裂是结构性的异步裂痕——安全伞下的政治—经济议程并不统一——而非叙事意义上的整体决裂。对政策研究而言，这意味着不能仅凭北约的军费与演习升温就判断西方“铁板一块”，也必须同时追踪其战略自主诉求与对华政策温差。

这种温差在制度文本上体现得极为清晰：北约 2022 年《战略概念》首次将中国定义为对联盟“利益、安全与价值观”的“系统性挑战”，安全化叙事压倒一切；而欧盟2019 年《对华战略》仍将中国同时定位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三重角色，刻意保留合作空间。同一组西方机构对中国身份的官方界定竟如此不同，恰是“异步裂痕”最凝练的制度注脚——安全联盟可以迅速趋同，但经济与制度层面对华认知的离散，却因各自的产业结构与地缘处境而难以抹平。这也解释了为何西方在对俄制裁上高度一致、在对华政策上却步调参差：前者触及安全底线，后者牵涉实利算计。

图5 西方内裂：投票凝聚力上升，但风险感知差扩大

8节点—连接国：网络结构与桥接角色

将分析单位由阵营下沉至节点，网络的模块度分析显示体系稳定地呈现约三个地缘集团（2015—2024年模块度Q维持在0.40—0.43，社群数多为2—3，2024年为{int(mod[mod.year==2024].n_communities.iloc[0])} 个）。这一稳定的高模块度说明，分裂是结构性的、稳固的阵营化，而非逐年加剧的离散化——这与第5章“极化度下行”互为印证：结构固化，但不等于混乱。节点—连接国的识别对大国博弈具有直接操作性含义：争夺枢纽节点的立场，比争夺抽象“阵营”更有效；同时，枢纽节点的脆弱性也意味着体系对局部冲击的放大效应上升。一个枢纽的立场切换，可能重塑整张网络的中介结构，这正是“边缘桥接”层次的战略价值所在。

以桥接度（中介中心性/度中心性）衡量，2024 年排名居前的连接国包括：

尼日利亚、韩国、瑞士、菲律宾、乌克兰等节点，因其同时嵌入多个地缘集团而承担“桥”的角色。这些节点既是体系的脆弱点——任一节点的立场切换或将重塑网络结构——也是大国争夺的杠杆点。具体来看：韩国处于美、中、日三角之间，其半导体产业（三星、SK 海力士）是管制网络的关键扣环；菲律宾是美中在东南亚的安全铰链，基地访问权直接牵动第一岛链；瑞士与葡萄牙是中立与制度枢纽，在金融与多边机制中提供“非阵营”通道；乌克兰则是2022 年后安全格局的轴心，其命运直接决定欧洲安全边界。为检验枢纽的稳定性，进一步比较2015 与2024 年的桥接度排名，可见韩国、瑞士等长期稳居前列，而乌克兰的桥接度在2022 年后显著跃升——说明危机本身会重塑节点的网络角色。这恰是“节点—连接国”分析相对“阵营分析”的增量价值：它把战略注意力从抽象的“阵营对抗”引导到可识别、可经营的具体枢纽国家，也为风险预警提供了可操作的观测点。

节点—连接国的识别对大国战略具有直接的区位含义。其一，“友岸外包”的本质，正是对连接国立场的争夺——将关键产能与供应链重新锚定到与美国亲密度高、桥接度适中的节点（如将半导体封装环节由中国周边向盟友转移），以削弱对手的网络杠杆。其二，连接国的脆弱性是一把双刃剑：其桥接角色使其对制裁与胁迫高度敏感，任一连接国若被迫选边，网络结构可能发生非线性重组（如乌克兰危机后欧洲能源连接链的重构）。其三，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维持中间距离是一种主动的议价资产——过度靠拢任一极都将稀释其桥接价值。因此，连接国分析不仅描述现状，更为“在何处投入外交与产业资源”提供了可操作的优先级清单，这正是网络视角优于阵营视角的实践价值。

图6 2024 年桥接度最高的节点—连接国

图7 2024 年地缘接近度网络（前35%连线，按社群着色）

图8 网络模块度与社群数（结构稳定的三集团）

9技术—安全—文明三重嵌套：新型权力结构

分裂的深层动力，来自技术、安全与文明认同的三重嵌套与相互强化。理解这一嵌套，是理解为何当前分裂具有高度结构刚性的关键。三重嵌套的关键推论是“自我强化”机制：半导体管制强化安全同盟，安全同盟又为正当化叙事提供素材，叙事再动员国内资源巩固管制——三者形成正反馈回路。这解释了为何贸易总量仍在增长，分裂却呈现低可逆性：断裂发生在更深的结构层，而非表层交换层。本章以三个子维度展开，并在每一维度辅以可观测的政策时间线，以说明嵌套并非抽象命题，而是正在发生的制度事实。

9.1 技术—安全嵌套：半导体与出口管制

以半导体为代表，美国自 2018 年起逐步构建出口管制网络，将先进制程、EDA 工具、制造设备纳入限制，并借助瓦森纳安排与双边协调，将荷兰ASML、日本设备厂商纳入同一管制框架。具体时间线清晰呈现了“管制—同盟—反制”的嵌套回路：2018 年中兴事件开启实体清单扩围；2019 年华为被纳入实体清单，切断其先进制程获取；2020—2021 年清单持续扩大至更多中国科技企业；2022 年10 月美国出台史上最严半导体出口管制，并旋即在2023 年1 月与荷兰、日本达成三方协调机制，将ASML 与东京电子等关键环节锁入管制网络；2022 年《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以巨额补贴换取先进产能“友岸化”布局。技术壁垒与安全同盟相互锁定，使全球技术分工沿地缘边界重组，并反向巩固安全阵营。受管制方（如中国）加速推进国产替代——SMIC 在受限条件下实现7nm 级制程的突破尝试，进一步将技术竞争转化为长期的结构性博弈。掌握节点—连接国（如荷兰、日本）的立场，对管制网络的完整性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也解释了为何美欧虽在补贴上龃龉，却在半导体管制上高度协调——安全议题压过了经济分歧，正是嵌套结构的直接体现。

9.2 关键矿产与供应链重构

稀土、锂、钴、镍等关键矿产的地理集中，与“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政策相互作用，构成嵌套的第二环。中国在稀土永磁与中游加工环节占据约六成以上份额，刚果（金）供应全球约七成钴，澳大利亚、智利主导锂资源端——这种“资源—加工”的地理错配，使任何单一环节的断供都能传导至整条产业链。政策侧，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设定了到2030 年战略原料“10% 本土开采、40% 欧盟内加工、25% 回收、且任一战略原料对单一第三国的依赖不超过65%”的硬性目标；美国则通过《国防生产法》授权与供应链韧性倡议，将电池关键矿物（如 IRA 的电池成分与产地门槛）纳入地缘战略。供应链的“去风险”重组，本质上是以地缘亲近度替代成本最优度作为配置原则，进一步强化了第6章所揭示的集团边界，并使关键矿产成为继半导体之后的第二个“卡脖子”战略维度。资源安全与产业安全的捆绑，使经济议题彻底安全化——这正是三重嵌套由“技术”向“资源”延伸的必然结果。

9.3 文明认同叙事的强化

上述技术与安全安排，被“民主科技联盟”“数字主权/多极化”等文明—制度认同叙事所正当化与动员。美西方一侧以“峰会式民主”（Summit for Democracy）与“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计划，将技术合作重新编码为价值联盟；另一侧则以“数字主权”“发展权”与“一带一路”叙事，将经济议题意识形态化并争取南方认同。叙事本身又反过来巩固阵营：它将技术选择重新编码为价值选择，使供应链重组获得国内政治合法性，也使跨国企业被迫在“合规”与“市场”间选边。三重嵌套的结果，是一种以“技术圈层 + 安全同盟 + 认同叙事”为骨架的新型权力结构，其稳定性高于单纯的贸易摩擦——这也解释了为何即便贸易总量仍增长，分裂却难以逆转。对这一结构的任何缓和，都需要同时触及技术管制、资源布局与叙事框架三个层次，而非仅调整关税。

9.4 人工智能：三重嵌套的最前沿

人工智能（AI）是技术—安全—文明嵌套的最新、也最敏感的战场，将前述三环压缩到同一决策周期。以2023 年生成式AI 的突破为节点，美国通过行政命令与出口管制，将先进AI 芯片（如高端GPU）与模型训练算力纳入管制，并推动“民主国家AI 联盟”的算力与标准协调；中国则以自主算力底座（华为昇腾等）与开源模型生态寻求突围。AI 的特殊性在于：其训练依赖高端算力（半导体一环的延伸）、其应用牵涉军事与surveillance（安全一环）、其治理引发“人本AI”与“发展导向 AI”的叙事之争（文明一环）——三环在AI 上高度重合，使该领域的分裂速度远超传统贸易摩擦。更关键的是，AI 标准与治理框架的争夺，正在将“技术圈层”直接转化为“制度圈层”：采用何种AI 治理范式，越来越成为国家在地缘—文明光谱中定位的信号。这使得AI 不仅是嵌套的产物，更成为嵌套进一步自我强化的加速器，也为理解2025 年之后的分裂走向提供了最关键的观测窗口。

需要清醒认识的是，三重嵌套并非无远弗届的决定论。其效力存在三个边界。其一，经济理性会间歇性抵消安全逻辑：企业出于成本与市场考量，仍会维持跨阵营的隐性联系，使“脱钩”在表层呈现黏性（第5 章贸易总量未中断即为证据）。其二，部分节点具备“退出嵌套”的能动性——如印度拒绝加入对华技术管制、沙特在能源与安全间双向对冲，说明文明—制度叙事并非总能收编国家利益。其三，嵌套的自我强化依赖大国持续投入资源维持管制与同盟，一旦国内政治或财政约束收紧，嵌套链条可能出现松弛（如美国产业补贴的可持续性争议）。因此，三重嵌套刻画的是“主导性趋势”而非“必然结局”；它提高了分裂的结构刚性，却没有消除战略选择的空间。这正是政策仍具意义的前提——若分裂已完全锁死，则任何管理努力皆属徒劳。

10 全球南方的争夺与“后西方”讨论

10.1 全球南方的争夺与内部异质性

全球南方成为分裂格局中关键的争夺对象与杠杆变量。BRICS 机制于2024 年完成显著扩员，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正式加入，沙特、阿尔及利亚等处于候选或接洽阶段，显著增强了南方协调平台，但南方内部绝非铁板一块：中东、非洲、拉美主要国家在对俄、对华、对美立场上差异显著。联合国投票数据表明，非洲与拉美中型国家（如本报告样本中的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在两大集群间保持显著的中间距离，它们既是“节点—连接国”，也是“后西方”多极化叙事的主要载体。全球南方的区域差异不容忽视：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投票中多为“桥梁”而非“选边者”，拉美国家在经贸上深度嵌入西方体系却在对华合作上保持务实，中东国家则在安全上依附西方、在经济上多元对冲。这种异质性意味着“全球南方”本身是一个需要解构的分析范畴，而非统一的行为体。

10.2 多向对冲：关键节点的战略选择

更细致地看，南方关键节点的战略选择呈现鲜明的“多向对冲”特征。印度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与中俄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左右逢源，既参与西方安全框架，又拒绝加入对华技术管制；沙特以“愿景2030”为轴，在能源安全上维系与美同盟，在经贸与基建上深度对接中国与BRICS；巴西在卢拉回归后重新强化南方立场，却在农业与矿产出口上高度依赖中、欧市场；南非则以BRICS 轮值与“不结盟”传统为标识，在对俄制裁上保持距离。这些案例共同说明：南方的“后西方”姿态，更多是议价策略而非意识形态归队——它们利用节点—连接国地位，在两大集群之间维持可议价的平衡，而非被动地被选边。

10.3 “后西方”讨论的实质

“后西方”讨论的实质，是从“西方主导的单极”转向“多极、但未必多中心稳定”的秩序。南方所主张的多极化，与西方的“去风险”、美国的“小院高墙”共同构成同一裂变过程的不同侧面——差别在于对裂变后果的评价与对策。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真正的战略空间在于利用节点—连接国地位，在两大集群之间维持可议价的平衡；这也为国际秩序研究提出了新命题：多极化是否以及如何转化为更具代表性的全球治理，取决于南方内部能否形成超越分歧的协调机制。若南方仅停留在“共同反对单极”的消极认同，其“多极”诉求终将受限于内部分歧——这一点已在第6 章的复合距离数据中得到印证：巴西、印度等节点与两大集群均保持中间距离，而非靠拢任一极。

10.4 南方的类型学：四种连接姿态

为避免过度概括“全球南方”，可依据其在地缘网络中的连接姿态，将其主要国家归入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枢纽对冲型”，以印度、巴西、沙特为代表，兼具规模与中间距离，以多向对冲换取议价空间，是节点—连接国分析的核心对象。第二类是“制度桥梁型”，以瑞士、新加坡、葡萄牙为代表（部分已非传统‘南方’但功能上承担桥梁），以中立、规则与金融枢纽身份提供跨阵营通道。第三类是“安全依附型”，以海湾与部分中东国家为代表，在安全上深度绑定西方、经济上多元对冲，其立场易受安全事件牵引（如俄乌冲突后欧洲安全依附显著强化）。第四类是“发展务实型”，以多数非洲与东南亚国家为代表，以发展议程优先，在联合国投票中多为桥梁而非选边者。这一类型学说明，南方的“后西方”叙事在不同类型国家身上的厚度截然不同：枢纽对冲型最具议价能动性，发展务实型则更多是被动的缓冲带。类型学也提示，任何试图将南方“整体动员”为某一极的努力，都将因类型差异而受限。

11 信源交叉验证与叙事偏差

下表将三阵营的核心主张与本报告的实证发现并列，识别其叙事偏差。交叉验证的方法论意义超出本报告的具体结论：在一个数据充裕却解释分裂的时代，任何单一信源（无论出自哪一阵营）都带有结构性偏见；唯有将相互竞争的叙述置于同一组可复现指标下对撞，才能逼近更稳健的事实判断。这也是本报告坚持附录公开全部脚本与数据的理由。

交叉验证的结论是：三阵营叙事均捕捉到裂变的某一侧面，但均存在选择性偏差——美方高估阵营边界、欧方以韧性话语淡化依赖风险、南方低估内部差异。具体拆开来看：第一，美方“民主—威权对抗”叙事与数据部分吻合（美中、美俄距离确实大幅上升），却无法解释西方内部风险感知差扩大（第7 章）与南方节点的中间化（第6、10 章），因而高估了阵营的整齐度。第二，欧方“碎片化成本”叙事与底层不确定性抬升一致，却以“开放战略自主”的韧性话语淡化了对华关键投入品依赖的实质风险，其数据选择偏向宏观成本而轻结构脆弱。第三，南方“多极均衡”叙事准确指出了单极衰落，却低估了南方内部的立场离散——巴西、印度与两大集群均保持中间距离，恰恰说明“多极”不等于“南方统一阵线”。

将三阵营主张“对撞”之后，可以归纳出一个三方各自只触及一侧的“最佳估计”：分裂的主轴是西方—中俄两大集群的相对疏远（美方所见），但这一疏远被西方内部的异步裂痕（欧方所讳言）与南方节点的中间缓冲（南方所夸大其统一性）所软化；分裂同时表现为风险—不确定性的实质抬升（欧方所量化）而非投票立场的离散扩大（修正了“乱局”直觉）；其结构形态是稳固的三集团（本报告的模块度证据），而非任一阵营叙事所暗示的“全面对抗”或“均衡多极”。唯有以双层指标与网络结构为准，方能避免被任一单维叙事误导，也才能为下一章的政策含义提供可靠的实证底座。

将前述各章的实证发现凝练为一组可横向比对的“复合指标快照”，可更直观地呈现分裂的结构画像：

（a）地缘主轴——美中复合距离0.68→0.81、美俄0.58→0.82 的疏远，与中俄−0.62→−0.85 的趋近并存；

（b）集团结构——模块度Q 稳定在0.42 上下、三大集团内部凝聚力持续收紧（BRICS+ 尤甚）；

（c）西方内裂——美欧投票距离收窄而美—德风险感知差由1.83 扩至2.59 的异步裂痕；

（d）底层风险——GPR/EPU 实质抬升且2022 年出现尖峰，但投票极化度反向下行。

这四个维度共同指向同一结论：分裂是“结构性、网络化、低可逆”的裂变，而非离散化的混乱或均质的两极对抗。这一快照既是对三阵营叙事的纠偏，也是后续政策讨论不可绕开的实证基准。

12 结论与政策含义

综合上述实证研究，2015—2025 年的全球分裂呈现以下确定性结论：

（1）总量韧性（贸易/GDP 增长）与底层不确定性（GPR/EPU 抬升）显著背离，构成需警惕的韧性陷阱——表层反弹最快的2020、2022 年恰是底层缺口最大的年份；

（2）分裂主轴为西方—中俄两大集群的相对疏远，呈多中心网络化而非均质两极，且两大集群内部均在收紧（BRICS+ 凝聚力收紧快于北约）；

（3）西方联盟内部为“安全收敛、认知发散”的异步裂痕，风险感知差由1.83 扩大至2.59；

（4）体系结构稳定为约三集团（Q≈0.42），尼日利亚、韩国、瑞士、菲律宾等节点—连接国是关键的脆弱点与杠杆点；

（5）技术—安全—文明三重嵌套使分裂具有结构性刚性与低可逆性。这些结论指向一个核心判断：分裂是“结构性裂变”而非“离散性混乱”，其风险在深层结构而非表层交换。

若将本结论映射到政策议程，可针对不同行为体分别归纳其含义。对美国：竞争的焦点在节点而非口号——巩固与韩国、日本、荷兰等“技术枢纽”的协调，比宣扬阵营对抗更能锁定管制网络；同时须正视西方内裂，避免以关税与补贴透支盟友信任。对欧洲：战略自主的前提是直面依赖——在关键矿产与对华经贸上，须以结构性指标（而非韧性话语）评估脆弱点，否则“自主”将沦为空壳。对中国：节点—连接国地位是抵御脱钩的缓冲，维系与巴西、印度、沙特等南方枢纽的中间距离，比阵营化对抗更具韧性。对全球南方：议价的资本在于枢纽位置——以多向对冲换取发展空间，但须超越“共同反单极”的消极认同，方能将多极化转化为实际治理权。对国际秩序研究者：应以双层指标与网络结构替代阵营口号，把分裂研究从修辞拉回可检验的实证。

研究局限与后续：本报告底层贸易/FDI 采用聚合总量与贸易开放度不对称（c3）作为代理；更精细的双边贸易/FDI 流（如CEPII BACI、WITS）可进一步细化节点—连接国分析，并直接刻画“友岸外包”的流量重组方向，列为明确的后续补取项；2025 年部分数据尚为初步值（EPU 全球指数在2025 年出现显著偏高读数，已标为初步、不纳入确定性判断），待数据完备后可更新；c1 的理想点方法虽经校验，但对投票缺席与议题加权仍存简化。所有指标与图表均由配套脚本端到端可复现（见附录B），欢迎第三方在原始数据上复现与批判。

展望 2026—2030，基于本报告的指标轨迹可勾勒三种情景。基准情景（概率最高）：分裂沿现有结构性裂变延续——两大集群内部继续收紧、西方异步裂痕维持、南方节点以中间距离缓冲，贸易总量仍增长但战略领域脱钩深化，底层不确定性在危机年份脉冲式抬升。风险情景：若台海或中东爆发高强度冲突，近邻GPR 集中效应（第5 章）将被急剧放大，表层韧性可能快速塌陷、与底层缺口同步转负，触发真正的“硬脱钩”。缓和情景：若主要经济体就AI 与关键矿产建立有限多边护栏，技术—安全嵌套的正反馈可部分减速，模块度Q 可能出现温和下行。三种情景的共同前提是：结构性裂变的根基（三重嵌套）难以在短期内消解，因此“管理分裂”而非“逆转分裂”才是更现实的政策目标。

基于本报告的经验，对分裂研究的方法论可提出三点可操作的建议。第一，建立“双层并读”的常规监测：任何关于全球化的景气判断，都应同时报告表层总量与底层不确定性，并以二者缺口作为预警信号，避免单一指标误导。第二，推广“节点—连接国”而非“阵营”的分析语言，将外交与产业资源优先配置于桥接度高、立场可塑的连接国，而非笼统地经营“盟友圈”。第三，制度化“信源交叉验证”：在形成战略判断前，强制并列美、欧、南方三方数据与叙事，并公开底层脚本与数据，使结论可被独立复现。这三点合在一起，构成一套“可测量、可经营、可校验”的分裂研究纪律，也是本报告希望留下的最具体的方法论遗产。

最后，本研究希望传达的方法论立场是：在“全球分裂”成为常识性判断的今天，真正的分歧不在于“是否分裂”，而在于“以何种方法测量、在何种单位上分析、以何种信源交叉验证”。只有把这三种纪律带入讨论，分裂研究才能超越口号，成为可积累、可检验、可决策的知识——这既是对“新冷战”式简化叙事的纠偏，也是本报告全部实证工作的方法论归宿。

附录A 方法论细节

A.1 复合地缘距离D_ij = mean( z(c1), z(c2), z(c3) )，其中z 为跨年池化标准化（以全样本均值/标准差），c1=联合国理想点差、c2=1−结盟Jaccard 相似度、c3=双边贸易占GDP 比重之差的绝对值。设权重扰动方案w_c1/w_c2/w_c3 作为敏感性检验。等权合成旨在避免成分权重的任意偏置；敏感性检验（仅c1/仅c2/仅c3）用于确认结论的方向稳健性。

A.2 网络分析：以接近度prox=1−D_ij 构建加权图，保留prox 前35% 连线以避免全连通，以Louvain 社群检测计算模块度Q 与社群数，以介数/度中心性之比定义桥接度。前35% 阈值的选择基于剔除弱连接的稳健性考虑，阈值在30%—40% 区间内结论方向一致。

A.3 双层诊断：表层指数与底层不确定性指数均指数化（2015=100）；底层不确定性指数取GPR 指数与EPU 均值的等权平均。底层缺口（surface−uncertainty gap）用于识别韧性陷阱的年份分布。

附录B 数据来源与可复现性

B.1 主要数据源：World Bank WDI；Harvard Dataverse Voeten 等联合国投票理想点（doi:10.7910/DVN/LEJUQZ）；Policy Uncertainty Project（EPU）；Caldara–Iacoviello 地缘政治风险（GPR）；结盟分组取自公开同盟条约；UN 投票校验取自 TidyTuesday unvotes。

B.2 可复现脚本（位于项目scripts/ 目录）：01_fetch_raw.py（原始获取）、02_process.py（清洗）、02b_voeten.py（理想点c1）、03_build_metrics.py（核心指标）、04_surface.py（表层/不确定性/韧性陷阱）、05_figures.py（图表）、06_report.py（本报告）。任一第三方均可在原始数据上复现全部数值与图表。

B.3 数据局限：2025 年WDI 贸易与Voeten 理想点数据为部分可得（分别约50/58 国、1596/1711 对），相关2025 数值标为初步值；EPU 全球指数2025 读数偏高，已不纳入趋势的确定性判断。c3 为贸易开放度不对称代理，非实际双边流量。

参考文献

VOETEN E, BAILEY M A, STREZHNEV A.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Data[DS]. Harvard Dataverse, 2025. DOI:10.7910/DVN/LEJUQZ.

BAILEY M A, STREZHNEV A, VOETEN E.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7, 61(2): 430-456.

CALDARA D, IACOVIELLO M. Measuring geopolitical risk[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2, 112(4): 1194-1225.

BAKER S R, BLOOM N, DAVIS S J.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131(4): 1593-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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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HUA NEWS AGENCY. BRICS summit declarations on multipola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EB/OL]. 202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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