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信托90天补了 1600 亿，遗产税还有多远？

原创 王克丹 2026-11-13 17:21 山西

11 月 11 日，国家税务总局披露：离岸信托收益征税的 90 天过渡期结束，累计申报个人所得税超过 1600 亿元，仅 10 月当月入库就超过 1200 亿元，直接拉动当月全国个税收入增长近 90%。几乎同时，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树清在《社会保障评论》撰文，建议 “尽快启动遗产和赠与税立法”。这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端：一个在收已经流出去的钱，一个在谈还没开始收的钱。共同点只有一个，两者都从 “流量” 转向 “存量”。这几年大家反复在问，高速发展几十年，钱去哪里了？

一、先说清楚这 1600 亿是什么

它不是新税。按个人所得税法，中国税收居民个人的境内外全部所得本来就应当申报纳税，变的从来不是义务，而是能力：我国已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CRS），2024 年 5 月起多地加强管理，2025 年 3 月起集中提示提醒、督促整改。最关键的词是 “穿透”：离岸信托过去的功能，说白了就是 “把钱放进去，人不出现”；穿透之后，不管中间隔了几层架构、几个司法辖区，收益最终都要回到实际受益人的申报表上。所以这 1600 亿的本质属于一次存量的清算，而不构成一次流量的加征。

意义有两层。第一层是钱：1600 亿相当于 2025 年全国个人所得税全年收入（16187 亿元）的将近一成；而 2025 年个税本来就增长 11.5%，除了工资薪金，还有一块是 “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股权转让、股息红利所得增加较多”。资本所得已经进了个税的盘子，境外这 1600 亿只是把漏在外面的补进来。第二层更重要：证明征管能力已经 “看得见”，而看得见是所有存量税的前提。

二、存量在哪里：三个高杠杆、一台印钞机、一条被绕开的义务

先看结构。2026 年三季度宏观杠杆率 307.9%，居民 56.4%、非金融企业 178.6%、政府 73.0%。三个部门都在高位，方向却完全不同：政府在加，企业在稳，只有居民在减。而且减是真的减：住户部门杠杆率 2024 年一季度冲到 64% 的历史峰值，到 2026 年三季度降到 56.4%，两年半降了 7.6 个百分点；居民债务 2025 年全年只增长 0.5%，2026 年一季度更是 1995 年以来首次同比负增长，房贷已连续 14 个季度负增长。居民是三个部门里去杠杆最坚决的那个。

但 “平均” 还掩盖了更要紧的事：如果把居民里前 1% 的高净值群体剔除，剩下的居民，实际负债与资产的比重会更难看。赚到钱的少数人撑大了分母，被刚性开支撑大了分子的那部分人，被平均进一个看起来还过得去的数字。你总不能说，隔壁那位因为吃到政府购买的红利赚了上千万，而你因为房贷、车贷、教育和医疗深陷债务，把你俩放在一起算，你的负债率就被拉下来了。平均数在这里只是遮掩现实。

政府这头也不轻松：2025 年全国债务付息支出 13491 亿元，又增 4.8%；同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41518 亿元，下降 14.7%。一边是越来越硬的付息，一边是越来越软的土地收入，这个缺口不会自己合上。而房地产是印钞机，货币和债务一体两面 —— 你买房那一刻，银行的贷款同时创造了货币和你的负债。都说它是 “蓄水池”，这个比喻是错的：从蓄水池抽出来水还在，而房地产要 “拿出来”，必须找一个接盘的人再背一次债。所以下行之后 “变现” 很残酷，少量集中变现就足以引发剧烈调整，个别城市二手房价从高点回撤三到四成。首付比例一路降到 15%（2024 年 9 月起全国统一不低于 15%），二套并到同一档，信号很清楚：政策仍在试探居民还能不能再加杠杆。可居民已经连着 14 个季度在还房贷。

另一头，货币流向四方分利，债务落在具体的人头上。民企和居民要为自己的负债真正负责，所以这几年他们在去杠杆；政府和国资（集体所有）的负债则在不断膨胀，原因是不需要为债务的后果负责。货币创造的过程却是类似的：举债 1 亿花在某些基建领域，确实创造了货币供给，也创造了负债，只不过负债是集体的、延后的，钱是当下就流出去的。所以我很好奇，自上而下传导的每一个环节，分配比例到底是怎么定的。这个问题没人公开回答，但它决定了钱最后停在谁手里，也就决定了税最终该向谁收。

40 年高增长，资产积累是有的，问题在于积累的过程中，义务被大量绕开了。郭树清那篇文章其实点破了机制：“应当正视许多企业家不领工资不交个税问题”，“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必须真实合规，不能允许家庭生活支出由公司报销”。这在会计上是成本，在分配上是把个人消费从税基里摘出去 —— 它不是逃税，是制度允许的规避。而这背后是几十年的投入结构：重供给端、轻消费端，靠 “集中办大事” 硬堆。工业产业链巨幅提升，这一点不该否认；但同一套机制下，作为裁判的一方往往偏向税收前置的资方，流向劳动者的收益显著不足。既得利益群体掌握的资源越多，干预政策制定的能力就越强，就要在分配中多拿一份。

高增长时期分的是增量蛋糕，矛盾可以被增长稀释；这几年增速放缓，增量不够分，核心不是谁变坏了，而是分蛋糕时谁都不想让步。让步让不出来，最后就变成还想往居民口袋里掏钱。居民端的反应也不是反抗，只是不配合：量入为出地消费，少生或者不生。劳动这一端更直接：劳动合同签 “阴阳合同” 不是少数案例，劳动强度越来越强，收益却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我把这个叫分配底线问题（我自己的说法）：大家都在内卷、把别人的岗位干掉，结果必然是劳动强度上升、流向劳动者的收益下降；叠加中间裁判的考核机制不会纠错，最后就是适者生存 —— 谁对 “效率” 做得最极致，谁对劳动者的 “利用率” 越高，谁才能赢者通吃。这套东西搬到别处，多半要出事。

至于 “一收存量税，他们就跑”，我的看法一直没变：你太高看他们了。就他们这种积累财富的模式，到国外根本玩不转，甚至还要因为劳资问题坐牢。这几年企业去全球布局，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比国内做得好得不知道多少了，怎么还是违规？因为那套模式依赖特定的土壤。退一万步，你不收税，他们就不离开了吗？太天真了。而这 1600 亿就是实证，他们甚至更积极的缴税。

三、既然要动存量，就必须把税制换挡

发展阶段变了：从 “把蛋糕做大” 转向 “把蛋糕分好”，从高速工业化转向内需与消费，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口收缩。税制不跟着换挡，就会出现错配 —— 用适应高增长、适应重供给结构的税制，去应对一个低增速、重分配、重消费的结构。

错配在两处。第一，间接税比重过高。2025 年全国税收收入 176363 亿元，国内增值税 68947 亿元，占 39.1%；个人所得税 16187 亿元，只占 9.2%。第一大税种是典型的间接税，名义上由企业缴，实际通过价格转嫁，而且是累退的：收入越低，消费占收入比重越高，税负就越重。用它来保财政，等于向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征税，与 “提振消费” 直接相反。方向不是简单 “加税”，而是降低间接税权重。

第二，直接税长期缺位。个税只覆盖工资薪金这种最容易代扣的部分，财产性收入、资本利得、代际传承基本敞着。房产税只有上海、重庆针对个人住房试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流通股所得暂免个税（限售股仍按 20% 征），持股满一年的股息红利也暂免；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尚未开征。一个靠资产和资本增值完成积累的人，财富在形成和持有环节几乎不进入税网。于是出现荒诞的结果：最该有累进性的部分没有累进性，最该调节存量的环节没有税种。

资产税为什么紧迫，我个人观点是：62 年以后出生的那批人正在退出生产、逐渐老去，这辈人刚好吃上 1978 年以后的改开红利，手里有的是资产储备。集体资产管理权是可以代际遗传的，传承可以认可，但积累下来的资产总得交点税吧？先富享受发展红利的同时规避义务，还想世代这么干，并且再试探一下居民还有多少负债潜力，这就有点太夸张了。

所以 “增加直接税” 不是财政缺钱时的应急选项，而是发展阶段变化带来的结构性要求。更准确地说，是 “提高直接税比重、调整间接税结构”：让税负从 “你买了多少东西” 转向 “你持有多少资产、赚了多少资本收益、留下了多少财富”。

四、收钱只是前半程，返还才是后半程

这确实是一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事，但如果早 10 年、20 年推出，资产税、个税这样的累进税会发挥更大作用：在增量还很大时动手，阻力小、成本低；等到存量博弈、杠杆高企、市场收缩时再动，就变成了在紧绷的绳子上再拉一把。

征收端只是二次分配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更重要的是削峰填谷的返还：向后面 50% 的群体返还。经济再高，也总有后 50% 的低收入群体，他们消费倾向最高，边际效果最好，钱回到他们手里，才会真正回到循环里。所以应该再加一个指标，一个比基尼系数更直接的指标 —— 二次分配中向后 50% 群体支出的比例。收钱不能是财政有问题才收，而应当发挥常态化的二次分配功能，才具备可持续性！

跳转微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