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黄仁勋的文章，可能写错了

原创 小西cicero 2026-11-14 17:13 日本

出轨女下属，的确是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但真正的理由又是什么？我不确定。

各位好，昨天写了一篇《黄仁勋做了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 什么》，发出去后收到一些在美读者的留言，有读者提醒我：小西我不赞同你的观点，黄仁勋这次被迫辞职，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出轨女下属，这在美国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指控、落实后则是一个足以终结高管事业生命的丑闻。

我想了想，这些朋友提醒的对。是我思虑不周了。

这两天在陪朋友游学，在团上，每天讲的都是建筑、雕塑、宗教信仰之类的东西，写作的时间不多，昨天没有思考全面就匆匆下笔了，漏掉了这个大关节。

在国内，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老板搞小秘是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在西方出轨女下属，这个事儿和普通出轨确实不一样，因为它涉及到对权力的制约，这个事情我前几年写过一篇谈为什么西方学校禁止师生恋的文章，曾经谈过——老师对学生、老板对下属，他是具有一种隐形权威的，有的时候，看似你情我愿的两性关系，一旦掺杂了师生、上下级这层背景，就有了一种强迫性，你不跟我好，我给你穿小鞋。

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一个掌管权力的人，如果涉嫌在个人感情的问题上以权谋私，公众或者公司股东确实很难再信任他，教师或者公司CEO这种职位，也就不再适合他掌管了。

黄仁勋的辞职至少在明面上是不冤的，光着一条，就足够判他的事业生命死刑。

当然，你若问，马克龙和他老婆当初搞得也是师生恋，为啥没事？马斯克出轨过多名女下属和合作商，你怎么不说？还有克林顿当年和莱温斯基，一个美国总统一个白宫实习生，权力势能不可谓不大吧？怎么美国公众就忍了？

若论以权谋私出轨女下属的危险性和职位的严肃性，克林顿在这套理论下都更应该辞职。

你要这样问，那我确实只能说，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好比杀人越货的事情大家都干，凭啥他嗑瓜子儿你挨枪子儿，那只能算你倒霉。

于是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昨天引发争论的问题，那就是黄仁勋下台，是不是美国人“看肤色下菜碟”，见黄仁勋是华人，出轨对象又身份敏感，在当前国际政治博弈的大背景下，就顺势把他给办了？

这两天中文互联网上热传的就是这个说法，我看六神昨天发了个AI视频，把黄仁勋比乔峰什么的。

而这个问题，有些在美国的朋友则非常坚定的说绝对没有，就是秉公执法，美国追求公平公正，怎么可能因为是华人就隐形歧视我们呢？

但我倒觉得这话未必能说的那么肯定，美国的种族政策一直是根据它所面对的国际形势改变的，二战时代把日本侨民弄到加利福尼亚的集中营里一关就是好几年，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盛行，多少华裔顶尖科学家因为莫须有的“忠诚度审查”被逼得举步维艰、甚至背井离乡，查一下钱学森、卓别林当年为什么被迫离开美国就知道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二战中的日侨集中营收容制度就是错的，甚至二战后的麦卡锡主义也未必一定错。站在美国的国家立场上，当国际形势发生剧变，本着宁可错杀，绝不漏网的原则秉持高线去处理此类事物，是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的。可是，这件事的另一面，是被如此对待的特殊族裔侨民在真实的承担时代转折所带来的阵痛，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体上就是一座山。这是我为什么前天贴了《欧洲“昨日的世界”，为何而终结》一文的原因。

有一本讲二战时代在美日本侨民的书，叫《告别曼扎纳》（Farewell to Manzanar），作者是珍妮·若狭·休斯顿，一个日裔美国人，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一个本来小日子过得相当不错的日裔美国中产家庭怎么因为珍珠港事变一夜之间被关到了集中营，事前没有征兆、没有理由，事后也罕有道歉。作者在7岁时随家人被关进加州的集中营，书里甚至连宏大的政治控诉都没有，可能作者自己也知道美国在那个时候做这个决策在国家利益上是对的。但一个原本在美国体面生活的日裔家庭，就是在铁丝网与风沙中逐渐失去尊严、家庭瓦解的，战争结束后重返社会时，还要面临一系列心理创伤。

进美国的集中营没有纳粹的那么惨，甚至比战争中留在日本肯定还是要好很多。但看过这样的材料，你会理解人生的不易，走的再远，你也背负着你民族的烙印。

而且，再强调一遍，这两次针对特定种族的活动，是符合当时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这意味着，事后美国基于种族平权理念可能会道歉，可能会反思，但再面临相似的情况，十有八九，他们还是会这么干。

所以现在有人问我，黄仁勋因为出轨了那样一个华裔女友而突然被迫辞职，这个事儿有没有种族因素在其中——我不敢说一定有，那样显得太阴谋论了，毕竟如许多读者所指出的，出轨女下属确实在欧美是一条足够辞退总裁的红线。但我觉得武断的说没有，同样是不负责任的。或许多年后我们回看这起开掉美国最关键企业华人总裁的风波，会发现这就是一个关键信号。

我给美国华人朋友的建议，倒是不要在这个时候搞心理安慰和自我催眠，不要因为黄仁勋下台有一个可以说得通的理由，是这个人自己“作”的结果，就觉得类似的事情将来一定不会落到自己身上。人在制度面前最容易产生的幻觉，就是我遵纪守法我能够幸免，可是送日侨进集中营，麦卡锡主义严审华裔和一切左翼思想者，把他们折腾个五脊六兽，也都是国会立法授权过的东西。

个体在制度面前永远是脆弱的。我曾经以为这句话只针对特定的制度，现在想来，无论什么制度，都如此。

我现在觉得，任何理念上再美的制度，实操中都做不到完全可信，永远有牺牲品，多少而已。

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凭着自己的勤奋、本分或者一技之长，就能稳稳掌控自己的命运，或者觉得自己能找到一片保障自己血汗、利益的“理想之乡”。

可一旦时代的风向变了，你会发现这无非是一种高傲的幻觉，我想黄仁勋是此刻，一定在痛悔自己的高傲。

也不要觉得自己一定不会成为黄仁勋，昨天文章所强调的，在越来越苛求的现代，这同样是一种高傲。

因为这一点，我才同情黄仁勋，因为在时代的夹缝与技术的日新月异中，每个人都面临着相似的风险。

不管怎么说，昨天的文字，写的有些偏颇了，我去年和今年遇到了一些事情，不得不更多的为生计奔波，最近一直在带游学团，只能抽出空偶尔写一点稿子，有时有些思考比较匆促，考证不确切，甚至错别字比较多，都在所难免。但读者的订正与探讨，我依然感谢，谢谢那些善意的指正，让这篇不成熟的稿子，最终还是谈出了一些东西。

愿这篇续作也能让您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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