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那是参加婚礼后的第二天中午，流文出面，招待一帮从外地前来的朋友，当然，也有本地的。

不知出于偶然还是特意，流文预订了珠江新城的一家海鲜餐厅。包间的落地玻璃窗，正对着报社大院的正门。

因为最后一个晚到，按老规矩，我只能被迫坐在剩下的最后一个位置，背对着窗口的主位。说是规矩，其实是三十多年前养成的惯例，鼓励准时，惩罚迟到。

“在座有谁，不是从对面大院出来的？”

一坐下，就听见老徐发问，可能他看到大家都转身朝着窗外在行注目礼。

我有点不太自在，因为这些目光都必须途经背对窗口的我。所以也不得不转过身，认真凝视了一番，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看了，十多年了吧，所以也不知道该把焦点落在何处。

“没有吧。”

“没有。”

“那谁，老王，哦，你还是小王，你算不算例外？”

“不算吧，虽然以前我是驻上海站的，但也是这大院的一份子啊。”

小王补充说，一会儿他要早走，赶三点回上海的航班。听到这，老贾说，他要更早，赶去昆明。而中少女青年小菊说，她两点离开，也要赶四点的航班，回北京。

昨晚流文是在半醉半醒中呼吁再聚一下的，大家以为他会酒后忘言，没想到今天一早，他就建了微信群，喜洋洋地发上了餐厅定位。

“还是年轻人酒醒得快啊。”当时小菊第一个在群里取笑他。

但不少朋友已订好了机票，还有些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时不时地在群里露面，表达遗憾。

“好像谁不能出门似的，我也要离开。”

老郭愤愤不平，也不知道为啥，可能是万事皆可愤怒吧。他曾是愤怒的青年，现在是愤怒的中年，希望以后还是愤怒的老年。因为，如果哪一天他不愤怒了，那可能真的要出事了。

“什么时候？”流文着急地站了起来，望着刚上来的一桌子菜。

“什么时候，明天。”老郭笑了笑，拿起筷子动了动，又放下。

“明天急什么，锤子。”流文坐下的时候，顺手拿起一瓶白葡萄酒，“喝这个吧，现在流行喝这个，好喝，从家里拿来的，最后一瓶。有那个，那个，叫什么味儿啊？”

“白葡萄酒味，哈哈。”我说。

“不喝，我要开车。”老郭说。他昨天就是借口开车，而逃过了一场大酒。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在最后，他和我才能把几个喝高了的老同事顺利送回家。

“老郭，你明天去哪儿？”永远保持年轻帅气的中少年老陈插话了。

“东北大院，我种了花生，要去收花生。还有西瓜，我从监控里看到，它爬到路上了。”

老郭自豪地说。老郭老家在河南，但几年前在黑龙江横道河子旅行时，头脑一热，买了一个院子。每年夏天他就在那儿写作，顺便种种菜，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这几年，在那儿已经完成了四五部书稿了，菜也种得不错，不时晒在朋友圈。

“那我找时间也去你那儿一趟。”流文说。

“啥时候，你说过好几次啦。”

“要不，等我退休吧。你那地方太远了。”

“等你退休，我早把房子卖了。”

“你卖得掉吗，锤子。喝酒。”流文举起酒杯，敲了敲桌子。

这时，几个人的手机都有连续声响，大家不约而同地低头看手机。

居然是方镜头，破天荒地，他在群里发了一连串昨晚婚礼现场的照片。

平时聚会，总是看到他举着相机，不停地拍啊拍，但拍完以后似乎就没事了，很少见到照片出来，即使流出寥寥几张，却总是大伙儿出丑的照片。

以此类推，朋友们说，别的摄影师是拍美，他这是专门负责拍丑。当然，也可以换个说法，叫决定性瞬间。

三十年前，还是胶卷时代就这样了。但他非常热爱拍摄，天分也好，所以大家仍然合理地相信，在他那堆成山似的胶片里，一定埋藏着大伙儿青春时代的无数倩影。

总有一天，这些宝藏会挖出来的吧，在此之前，就让过去的那些闪亮的日子暂时裹紧遗忘的硬壳吧。等我们老一点，再老一点，也许就等到了。大家的等待也变成了无尽的等待。

“哇，这次的照片不错啊，没那么变态啦。”

“是哦，难得也有今天。”

“第一次，居然中午就在群里出现了，他昨晚不是喝高了吗。”

“是啊，我和老沈送他的，送到时还下雨了，老沈还把他送上楼梯，以防止他睡在街上。”老郭说。

“他酒量不挺好的吗。”

“最近不行了，正在戒酒呢。昨晚估计是忍不住了。”我说。

“不过，这照片还真可以，看来手还没抖，喝高前的吧。”

一组合影就能带来快乐，每个人都在照片中找到自己，并予以称赞。自老左在世时的最后一个生日之后，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规模的大合影了。

老左是在疫情期间，在医院急诊室的病床上，离开这个他恨铁不成钢的世界的。鉴于当时的情形，我们都没能送他最后一程，连小范围的追思也显得浮皮潦草，更像是搞了一个走偏了的选题会，带着一丝黑色幽默。

从老左留下的口述史《钢铁是怎样没炼成的》来看，他还是很爱这个世界的，爱之愈深，盼之愈切。如今，这虚无的爱，就如同保尔对冬妮亚的一厢情愿，也已成为往事如烟。

其实，为防止至少两小时起的拖延症，昨晚还是我催促方镜头尽快到场的。西式婚礼现场在海珠广场一座商场的五楼，那是一位老同事小青的西餐厅。

婚礼的主角小丫是老周与吉姐的女儿，属于同事二代了，难得她主动邀请这些父母辈的朋友。她生活在美国，嫁的也是美国人，喜欢波希米亚式的游牧生活方式，忽然说要在中国办一场婚礼，搞得吉姐还有些手忙脚乱。

我本来还以为，同时能看到小丫的新书，因为不久前，她还发给了我部分初稿，说正要出版。小丫在天马行空式的游牧生活的同时，还在一路经过的工厂打临工。这些美国最基层的小型工厂，在她带着强烈个人情绪的文字里，充满了戏剧性。

不过，礼貌归礼貌，孩子们自有社交世界，与我们鲜有共同的语言。昨晚一进婚礼现场，长辈同事们都自觉地坐到了后排吧台区。

吉姐与老周多年前已经离婚，相互之间也很少说话，女儿的婚礼又由母亲在张罗，所以，老周自然就与我们这些老同事坐到了一起。感觉他有点儿没有着落的紧张。

一坐下，旁边一位络腮胡子的、似曾相识的客人就伸出手握住我。

“嘿，我们二十年没见了啊。”

“哦，哦。”

“上一次分别，还在上海闹市区的一座天桥上，当时我喝醉了，根本走不动了，我们就坐在桥上聊新闻。我边聊边吐，边吐边聊，最后不醒人事。”

“哦哦，哥们儿，是你啊，那时候我们一起在上海办报。”

“是啊，是啊，我现在卖酒。”

“卖酒比办报好啊。哈哈，至少可以自己喝。”

“人现在专卖茅台。”老周在边上嘿嘿一笑。

2026年1月12日，上海，旅客乘坐Z99次列车。当日17时19分，最后一班Z99次列车缓缓驶离铁路上海站，驶向广州白云站。这趟经典的直达特快列车，将完成作为“绿皮车”的历史使命。Z99次列车的前身是1997年5月19日开通的‌沪港直通车K99次列车。

只有参加了孩子辈的婚礼，才能真正领会时间流逝的可怕。

陆续有老同事到达，大家自觉地凑近在一起，这种感觉与三十年前没有什么两样，相互的默契与引力并不随岁月而消散。

西餐厅里的客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热闹拥挤。我们很想移步室外阳台，俯瞰海珠桥一带依旧迷人的珠江景色，但八月的热浪让人却步。

想起三十年前，小丫的父母、老周与吉姐结婚的时候，我也是在现场的。那时我和方镜头飞去贵阳，参加他俩朴素却隆重的婚礼。

我依然记得，闹洞房时，老周嘴里咬着一枝玫瑰、头上倒扣电饭煲内胆、迎击所有人用饭勺击打时的冏态。而亭亭玉立的吉姐，融合了江南的温婉与西南的直爽，清新靓丽。

我想起前段时间无意间发现的一张宝丽来旧照片，就是在那场婚礼上拍的。我还翻拍在手机里了，于是便找出来递给老周看。我没说这是什么照片，老周看了好一会儿。

“这是啥时候？”

“三十年前，你不记得啦？”

“我能认出我，你，还有方镜头，还有方镜头当时的女朋友。”

“还有呢？”

“左边那位是谁？”他满脸疑惑。

于是我又把照片给小菊和小菁看，她俩刚到。两人看了好一会儿，也认不出来。

“真认不出来？怎么会。”

我觉得好奇，拿过来自己又细看了一下。可能是那个年代的新娘妆以及头上的花饰让人显得陌生，当时不在场的人没有记忆作为参照。

“是谁呀？”

“天啊，是你前妻呢，你们结婚那天拍的。”

“真的有点认不出来了呢。”

“真的吗？”两位女生又拿过手机细看了一遍。“确实是她，那时候真苗条。”

“你叫方镜头了吗？”我问老周。

“肯定叫了，虽然都是摄影师，我俩不是竞争对手啊，哈哈。”

“我催催。”

这时我给了方镜头一个电话，他居然随叫随到了。我又把照片递给他。

“这女青年，是谁啊？”

“你再想想？”

“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了那天老周头顶着锅、嘴里咬着一把刀跳舞的场景。哈哈。”

“你记忆中的场景，怎么和我的不太一样啊。”

随着掌声响起来，小丫婚礼开始了，新娘新郎轮流上台讲着动人的爱情故事。然后是西式自助餐，吃到一半最前面的桌椅就被挪开了，音乐响起，舞会开始了。

于是我们不得不移到了室外大阳台上，拼了三张桌子，围坐在一起。夜幕降临，热气渐渐收敛，发现待在室外也挺不错的，很快便适应了温热的空气。

与年轻人有了空间上的隔离，大家显得更自在了，焦点自然就落到了老周身上，轮流跟他喝酒。

“恭喜，恭喜啊。干杯。”

女儿结婚，做父亲的自然百感交集，一醉方能解千愁。他也褪去了之前的拘谨，来酒不拒。

“今天横竖都要，都要横着出去的。”

所以，当作为主人的吉姐，过来打招呼的时候，老周已经有点醉意了。两人大概很久没有当面说话了，气氛有点一言难尽。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好像在等待想像中的某个戏剧性的时刻。

“恭喜啊，人生重要时刻，说几句吧。”我说。

“感谢你。”吉姐哈哈一笑，面向老周，以及老周背后璀璨的珠江夜色，举起了红酒杯，“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嗯，这么优秀的女儿。”

“你，你费心了。”老周举起白酒杯，碰了一下，一饮而尽。

在场的人，只有我，脑中闪现出三十年前，两人被蒙上眼睛、一起咬一只挂在线上的苹果的情景。

一会儿，小丫带着美国新郎也来敬酒，我建议说：

“要不，你请你老爸跳一支舞吧。让他舒展舒展。”

“好，走。”

她拉上了有点上头的老周，从热气未尽的阳台推门而入，进入了凉意满满的舞池。

我们也跟着涌了进去，当年轻人离场后，我们就暂时接管了。

1990年5月1日，美国纽约，Quick夜总会，一名身份不明的顾客在舞池中跳舞。

“有谁最近进过这个大院吗？”

有人又把话题从昨晚的婚礼，拽回到了眼前。

“没有。”

“没呢。”

“以前的老办公楼出租了，改成了创业园。你们看，楼顶还加盖了几层。”

“之前我们重新创业的小公司想过搬到这里，但还是没搬了。”

“你们以前在几楼，还记得吗？”

“记得，当然，你们在几楼？”

“那时候电梯特别慢，我们在高楼，慢得足够在电梯里开一个选题会的。哈哈。”

“我怎么记得为了防止选题泄露，大家都尽量不在电梯里聊工作。”

“以前进出大院的门都是随意的，是吧。”

“是吧，我第一次来这儿找工作，一下子就闯进了老沈的办公室。把自己都吓一跳。”

“后来呢？”

“我还在走廊里发现了钉在墙上的读者来信，读了很久，读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暗暗确认了自己的决心，这就是我要来的地方。”

“刚开始我还以为你是来上访的，灰头土脸的。”

“哈哈，老沈带我去食堂吃饭，给我点了一份菠萝饭和一瓶可乐。天啊，还有这样的吃法，我完全吃不下。”

“哦，你爱吃辣的。那时候这边还不怎么吃辣的。”

“是啊，那时候食堂几乎没有辣的菜。”

“现在大院门口管得很严。估计当初的你进不来。”

“还是挺怀念的啊，青春万岁。”

“咋的，你也回不去了吧。”

“不过，听说，不知真假哈，我和谁，都是非常不受欢迎的人了。估计进不了这个大院了。”

“真的吗，真有这样的名单？你试过吗？”

“没试过。”

“锤子，那不更加说明，你们都是有故事的人啊。别人还没有这个待遇。”

“我不想有故事，最好做个没有故事的人。”

“我也是。我们以前，都是听别人故事的人。那样更好吧。”

“命运选择了你，你逃也逃不掉。”

“哈哈，想起差不多三十年前流行的一句话。相信命运的人，跟着命运走，不相信命运的人，被命运拖着走。锤子。”

“唉，你们刚来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新一带是怎样的？”有人又把问题拽了回来。

“刚开始建设，到处是工地，烟尘滚滚的。”

“我们来的时候，这里是菜地。路边有一排临建房，好像做啥的都有，最多是大排档和按摩店。”

“是啊，是农田，蔬菜基地啥的。靠近黄埔立交有些村民的房子，当时唯一的高楼是法院，矗在农田里。记得那年开审张子强案，附近屋顶上几乎都有狙击手。”

“可惜啊，眼皮底下的好题材没能报道。”

老同事们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闲聊着，享受难得的相聚。有时觉得，无论时间如何流逝，只要大家聚在一起，就能聊个没完。

就能从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整理出有趣的话题，最终又回归于一个并不存在的报道，仿佛这世界本身就是为了无穷无尽的选题会而存在的。

但是这世界也是一场流水席。老同事们一个一个提前离席赶去机场，最后只剩下四五位的时候，流文终于停下了一杯又一杯的酒，微微靠近我，用低沉的声音问：

“你最近去过成都吗？”

三天之后，我已回到老家，正在医院照顾身体不适的母亲。下午打完针，她会小睡一会儿，这个时候，我就拉上窗帘，只留一条能透进一束光的缝，坐在病房的沙发上看书，读索福克勒斯。

下午三点半左右，我发现手机上有一个未接电话，大概一个小时前，成都的朱迪打来的，因为没接通，所以她在下面留了一条短信。

“阿多走了。”

不知为啥，我看到后的第一反应，是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人世间的一些痛苦，就像肥皂泡一样，在破裂中消失了。

然后我走去走廊，那儿很安静，一个人也没有。我回拔电话，没人接听。当我收起电话的时候，脑海里马上切换到三天前，流文问我的那个问题。

“你最近去过成都吗？”

“没有。上个月去川西甘孜，本来想飞成都转机的，当时就想着可以在成都待上一天，看看朋友们。但后来选择了从大理直接开车去。”

“阿多可能就这几天了。”说完，流文的身体往回收了收。

“阿多？怎么回事？”

“肺癌，有一段时间了。”

“就这几天？”

“随时会走。我前段时间去见了一面。应该就是最后一面了。”

我有点懵，不知道该说什么。脑子里试图画出阿多的形象，好久不见，他现在该是什么样子呢。

但脑子不听使唤，总是浮现上次见面的最后一个场景。当时我们穿过人流如织的人群，站在都江堰的廊桥一侧，默默看着混浊的江水滚滚而下。

当时我们一帮朋友，刚从塔公草原回来，路过都江堰时，凭着直觉到了廊桥。那一带的露天茶馆，曾是我们青春时期流连忘返的乐园。

“那可以做点什么呢？”

“什么也不用做，也无需去看他，他自己已经把后事都规划好了。”

“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是的，没有任何安排。没有葬礼。”

尽管已经有了足够铺垫，但听到“葬礼”这个词时，我的心里仍然有什么东西猛地坠落，那种感觉，就像蹦极。

“其实这种等待，也是一场，一场葬礼。”

我非常不情愿地重复了这个词，举了举手中的酒杯。我还是第一次在一个人未曾离去时说这个词。

“我想找时间，再次回到塔公草原，细细地走一遍，或住上一段时间。上次太匆忙了，我觉得那儿很美，海拔也不算高，适合我。”

没想到他也忆起了那次旅行，那是一种中年人特有的平静的狂欢。就在那次旅行之后，我就有种感觉，以前的我们临时解散了，而我们曾经死死抓住的某些东西也彻底完蛋了。尽管我们早就认定了那是一种虚幻，但真实到来时总是那么可悲。

“好吧，用这个方式告别也很好。”

我虽然口头上这么说，但总觉得这和年轻那会儿想像的太不一样。但是年轻那会儿，我们离真正的离别太远，又能如何预期告别方式呢？

第二天，在回老家的火车上，我蜷缩在座位里，戴着防噪耳机听音乐。当听到了绿日乐队的这几句时，“夏天来了又走了，纯真难以永存，请别叫醒我，直到九月之末”，迷迷糊糊地，忽然就又想起了阿多，而且是年轻时候的阿多，以及我们。

很多时候，阿多是朋友们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投射，有时过于理想，有时过于迂腐，有时是两者的混合。其行为或言说，总是呈现出一种不是故意却胜似故意的扭曲的天真姿态，一定程度上还夹杂着半雅半痞式的精神上的玩笑，与可爱。

也因此，无论他是否在场，他一定是朋友们聊天中经常出现的笑点，各种段子如影随形，因而成为各类文章的主角。在朋友中，他是最早被段子化的人，如果将这些段子收集起来，足以形成一部长篇。

事实上，就像他经常引用的马尔克斯的一句话，活着就是讲段子。

当地时间1995年12月13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绿日乐队成员比利·乔·阿姆斯特朗、迈克·迪恩特和特雷·库尔在好莱坞帕拉丁剧院演出。

这时候我发觉，自己记忆中的阿多，与朋友们文章中经常描述的阿多，已经完全混淆起来了，不分彼此。

而这种混淆又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模糊，再加上火车上那种令人昏昏欲睡的节奏，有时候脑中不免产生一些错觉，他似乎还拥有了难以灰飞烟灭的独立的命运。

仿佛阿多不再是一位真实的人物，而是一个在哈哈镜照出的现实基础上，被朋友们共同塑造出来的一个角色。他是千禧年前后成都这个被寄托了幻觉的城市的土特产，也是充满了大麻味的一阵轻烟似的情感。

那时，我们问起“阿多还好吗”，仿佛就是在问，“嘿，成都还好吗”，或者“嘿，爱情还好吗”？然后就是一阵心照不宣的笑。

他的原型不再重要，即使这个原型退守一隅，从此隐没湮灭，作为朋友们心目中的阿多，仍在按照那个角色的轨迹，以惯性划着奇异人生的弧线。

在某些隐喻时刻，这个角色与我们朋友群里偶尔露面、发表一下惊人之言的真实的阿多，似乎成了两个分道扬镳的人。如果他俩相遇，会互相认出对方，并且握手言和吗？

如果我遇见这个人，我会像遇见真实的阿多那样，拥抱并欢迎他吗？或许，我已经多次遇见这样的人，只是无法辩认。

或许，在自已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从我身上也剥离出了一个独立存在的角色，他们相约去了精神上的平行宇宙，成了永恒的朋友。

我开始在脑中匹配阿多的人物造型。刚开始时，想到了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托马斯之于布拉格，情欲之于波希米亚之都，就如同手术之于那个时代，有一种相互成全的关系，也曾经让朋友们集体迷醉。

但一想不太对，相比那种激烈于破碎的时代背景，我们平庸的生活似乎太缺乏外部刺激了。即使再如何塑造，阿多也无法变成托马斯，成都不是布拉格。

倒是阿多身边或口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姑娘们，与昆德拉笔下的异曲同工，都是永恒欲望的金苹果。

于是脑中莫名浮起了一部被遗忘的影片，它似乎一直在等待一个这样冒泡的机会，重返我的意识。《四个婚礼与一个葬礼》，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曾是朋友们的热爱，我们无数次说起它，影片里的爱情太糟糕，而友情，就是我们的理想模板。

是的，在那个荷尔蒙光怪陆离的年纪，大家多么渴望一种这样的链接。它最好永远在分别与相聚之间、在喜悦与下一个喜悦之间来回穿梭，像地球自转一样，不要停下来。

然后我就想到了影片中的名场面。休格兰特扮演的男主，在一场婚宴上晚到，被迫与朋友们分开，坐到了另一桌上。然而天呐，这整张桌子上围坐着的，竟然全是他的前女友，然后就是扑面而来的、暴风骤雨般的、史诗般的吐槽。

这本来也是一个隐喻，离开了友情的避风港，就是这样一个地狱般的下场。

然而此刻，火车上的我胡思乱想的是，如果世上有一个人适配这样的名场面，非阿多莫属，而且他也有这样的入门资格。

想到这里，我几乎能目睹阿多代替了休·格兰特，坐在一群姑娘中的冏态，从开始时拼命地辩解，到最后不得不装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然后，我居然就在时速三百公里的火车上，在半梦半醒中，笑起来了。就想着，如果要给这样的阿多在平行宇宙中举办一个葬礼，就应该是这样的吧，让他首先接受爱情的审判。

而在那之后，就像电影中的另一个名场面，作为朋友，我们会为他献上一首又一首诗，把那当成告别的圆舞曲，安抚他被扎得千疮百孔的灵魂。

葬礼的最后，我们会邀请他的灵魂，在混合着大麻味的烟雾中，为我们朗诵一首现实中的阿多最广为人知的诗。

这整个夏天，无论身居何处，一有空闲，我都会拿出索福克勒斯，读上几页。

我被他的悲剧剧本以及古典学家的文本分析所吸引，沉迷其中。当然，我并不是要以二千五百年前的幽暗故事让自己凉快下来。

据说索福克勒斯是在酒神节上击败前辈埃斯库罗斯的，之后独霸雅典悲剧舞台五十年。直到后来者欧里庇得斯对悲剧传统进行拆解重建，才得以与索福克勒斯相提并论，但仍难以并驾齐驱。

索福克勒斯一生写了将近一百三十部悲剧，流传下来的只有七部。这七部悲剧加起来，总共也就一万行刚出头，比荷马史诗的《奥德赛》还差二千行，但已足以让我度过整个漫长的夏天。

雅典悲剧起源于宗教祭祀的集体合唱，后来合唱团演变成了歌队。歌队中又逐渐分化出第一个戴面具的独立演员，一人分饰多角，形成一个演员加歌队的表演模式。

埃斯库罗斯加入了第二个演员，并削减歌队比重，从此对白成为主导，出现了人与人的对手戏。而索福克勒斯又引入了“第三演员”，但角色并不限于三人，可以更多，只是同时说话的演员控制在三人，演员可以换不同面具，以不同角色登场。

所以，到索福克勒斯手里，雅典悲剧的戏剧冲突就很强烈了，几乎每一场都埋伏了反转，悬念与情节转折非常迅速，而剧本仍然保持简练。

开始时我以为这样简短的剧可能半小时就演完了，但很快发现自己错了。雅典悲剧在露天剧场演出，虽然场景单一，场次却很多，连续性也很强，往往以歌队的合唱来划分场次，控制节奏。

后来发现，一部一千五百行的悲剧，演出居然需时两至三小时。为了让观众能够沉浸式体验，歌队把节奏处理得非常缓慢。这种缓慢让我想起《牡丹亭》。

所以，阅读索福克勒斯，我也尽量减速，想象自己独自走进了剧中，成为了歌队中的一员。同时，我也在学习如何通过对话，亲历别人的命运。

沉浸在索福克勒斯的对话中，有一种古老的幸福感，仿佛我也成了古典的一部分，成了自己正在阅读的一部分。

流传下来的七部，其实是都索福克勒斯中年以后的作品。其中，写作《安提戈涅》时，他已经五十五岁了，写作雅典悲剧的顶峰之作《俄狄浦斯王》时，他已进入老年，六十七岁。

更让人惊讶的是，索福克勒斯完成最后一部作品《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时，居然已是九十岁高龄。之后他就去世了，是他的孙子把它搬上了舞台。

而我最喜欢的，其实就是这部遗作，一部关于如何自我净化、如何奔向死亡、如何安排自己的葬礼、以及如何挽救即将崩溃的、民主建制的雅典城邦的作品。这也是索福克勒斯遗存的最长的一部悲剧。

科罗诺斯就在雅典城外，是索福克勒斯的故乡。与之前所有作品不同，他在其中融入了难以掩盖的个人诉求。某种程度上，索福克勒斯用这部作品在与世界告别。

刺瞎自己双眼的俄狄浦斯已流亡数十年，在长女安提戈涅的搀扶下，误入复仇女神的圣林。按照阿波罗的预言，这里将成为他的命终之地，而他的遗骸所在之邦，必将得以神佑。

当他得知这里属于雅典时，他准备实现这个预言，于是开始了一系列的操作。他为自己前半生的污名辩解，但对命运的处罚坦然接受，最后神也认可了他半生的受难足以抵罪。

然后他按神意一步步自我净化，由盲入圣，并宣布了自己的预言。最后一刻他拒绝了家人的陪伴，在宙斯的雷声中，进入地下冥界，甘愿成为了雅典的保护神。

因为雅典人，无论公民还是国王，皆以人道与神律接受了他，流浪的俄狄浦斯王，世上被诅咒最深的受难者。

雅典市中心索福克勒斯半身像

还是那天，成都的朱迪用短信报丧后，过了七个小时，我刚回到家，又收到了一条短信。

“婧姐和儿子昨天十点正好在吉隆口岸，已联系不上。”

这是大理的朋友析静发来的。

我盯着这一行字，发了一分钟的呆，不太敢相信。从昨天中午开始，我就在关注中尼边境上因冰崩导致的泥石流灾害，从图片看，吉隆口岸已被夷为平地，事发时间是上午十点半左右。

这太可怕了，今天是怎么回事。

“天呐。”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震惊，只能回这两个字。

“我感觉不好，时间太巧了。”又是析静的短信。

过了几分钟，她又发来短信，我能感受到她内心的焦灼。

“她老公在西藏了，过不去口岸那边。吉隆镇酒店监控显示，她和儿子分别是八点五十七分、八点五十九分出酒店，赶去口岸，应该是等十点通关。”

“也可能，是暂时联系不上吧。”我强迫自己这么想，但有点犹豫，不敢把它写成信息发出去。

不仅如此，我还想把这几条刚刚接收到的信息从我大脑中屏蔽，甚至清理出去，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时，我也不敢去点开翻看婧姐的朋友圈。只记得就在几天前，我还看到婧姐发上去的几组照片，她带着儿子小鸣正在西藏自驾旅行，刚徒步转完冈仁波齐，一脸幸福。

身为一名高山越野跑者，以往跑山是为了跟山野较量，证明自已。当她转身成为一名转山的朝圣者，便是取经于山野，净化自己。自然给了她先后不一样的满足感。

可到了第二天晚上，我有点忍不住了，给析静发了信息。她跟婧姐家很熟悉，上次出门的时候，还把自家的院子，连同最难搞的狗狗猫猫，都托付给了婧姐照看。

“婧姐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她老公到了日喀则，但没得到什么消息。”

“那可真是痛苦的煎熬啊。”我感叹。

“我又胃疼又睡不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核心区被泥沙埋了，挖不出人。”她连发两条信息。

然后我们各自保持沉默。直到第三天中午，她又发来一条信息。

“明天我想去日喀则。”

“那估计要待挺长时间的。”我回复。我觉得要等到确认结果不容易，短期内很难。

“很多遇难的人应该是找不到的。”“最后只能按失踪处理。”“而且现在那边二次灾害风险大，确实不知什么时候能恢复通路。我是想去原地告个别，顺便陪伴一下家属。”她连发了三条。

“好像那边已经限流了。”我又回复。虽然这么提醒她，但其实我很赞同她的想法。

过了一会儿，手机上又跳出一条信息。

“跟她老公商量了，我这两天先等等消息，怕是挺长时间的。”

接下来的几天里，社交网络上流出越来越多事发时的现场视频，其中有一段是关于吉隆口岸办公大楼的。现场非常可怕，排山倒海的泥石流几乎是在瞬间，就将整座大楼以及停车场推倒吞没，几乎是末日般的场景。

这段视频我反复看了好几遍，甚至放大了逐一细看那些蚂蚁般逃生的人，希望能够看到似曾相识的身影，但是图像像素太低，人形太模糊了。

这时我才敢于想象，如果当时婧姐和她的孩子正在通关，面对毫无防备的灭顶之灾，该会心生怎样的恐怖。她会条件反射般拉着孩子转身奔跑吗，还是根本没有机会？

而在那巨大的恐怖中，多么希望还夹杂着哪怕一丝丝的无畏之心。

也是到这时，我才有勇气点开婧姐的朋友圈。

最后一条定格在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八点四十七分。这比酒店监控给出的离开时间早了十分钟。

“早，窗外的风景。”

就这么六个字，留给世界的最后问候。

贴在下面是一张从窗口往外拍的照片，近处是几个屋顶、山坡与森林，远处露出两座雪峰。从照片里的阴影位置来看，雪峰在吉隆镇的西边。

她应该就在拍完后，怀着愉快的心情，站在酒店的窗边随手发到了朋友圈。然后收拾行李，催了催孩子，先下楼出门叫车，孩子两分种后下来了。从吉隆镇到与尼泊尔交界的吉隆口岸，还有将近半小时的车程。

以她一向严谨守时的性格，必定是在九点四十五之前到了口岸，排队等待通关，队伍应该很长，因为正是旅游旺季。那么到十点三十分左右，泥石流的洪峰扑向口岸大楼时，她和孩子很可能正在出关，也许正在大楼里面，对外面的景象一无所知。

我多希望这一系列的推断中，出现哪怕一点点差错。

另外，当我再次翻阅婧姐在冈仁波齐的合影时，才发现与这母子俩同行的还有一位年轻人，似乎就是她曾经想要推荐给我们的滑雪教练。

“他叫小熊，他没事。”第六天，析静打了电话。“不过本来，他也是计划一起去尼泊尔的。”

“从冈仁波齐出来的路上，他接到了女朋友的电话，说是第二天就要飞去拉萨。于是他改变了行程，把婧姐送到吉隆镇后，当晚就开着婧姐的车往拉萨方向赶，为了第二天能够去机场接上女朋友。”

“那么，是他女朋友救了他。”我说。

“是啊。另外，小熊跟我讲，这次在转冈仁波齐时，婧姐跟他说了好几次，要有意识地学习死亡。”

“哦，哦，吉隆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她老公收到告知，说移动信号塔最后一次收到婧姐的手机信号，是在十点五十几分，位置就在友谊桥附近。”

“哦，友谊桥就是中尼分界桥。难道他俩正在过桥？”

“但后来查到的出关记录中，没有他俩。”

“就是说，很有可能，他俩当时就是在大楼里面排队，很快就要排到了。那是最危险的地方。”

又过了一天，九月二日，依然是晚上，析静发来一条信息。

“我订好票，后天去拉萨，然后坐火车去日喀则了。”

按当地统一的安排，婧姐的老公一直等在日喀则。因为他一下子失去了两位亲人，有两位志愿者贴身陪伴着他。

“如果再要往西走，得要办好通行证吧。”我感觉她目的地不在日喀则。

“我明天去试试，手机上几天前就停办了。”

过一会儿，她又发来一条。

“昨天想到，在佐钦寺时你们拍了我和婧姐，就觉得很安慰。”我能想像这段时间里，析静也陷入了深深的沮丧。

“是啊，我记得在镜头前，她讲了一个好故事，但只讲了半截，本来还想着啥时让她补齐。”

又过了三天后的早上，在一个约好的线上会议前，析静从日喀则发来信息，说是当地安排第一批家属本日前去吉隆口岸现场，她与婧姐老公决定前去祭扫，所以一天都在路上，可能还没有手机信号。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苏州去往嘉兴的火车上。析静忽然打来一个电话，说她在从吉隆回日喀则的路上，正在经过希夏邦马雪山，手机忽然有了信号。

“昨天整天阴沉沉的，一路上一会儿雨一会儿雾。今天完全变了，天气这么好，外面的雪山这么美。我心情突然又好起来了。”

“雪山对面的佩枯错怎么样？”

“我看看，哈，湖面也很美啊，应该来这儿待上一段。”她哈哈一笑，“天气太好了，志愿者说一会儿还能看见珠峰。”

“婧姐老公呢，状态好点没？”

“他今天心情好了不少，他第一次来阿里，看着窗外说，太美了，现在能理解婧姐为何老往这儿跑。他都想以后常来了。”

“哈哈，那昨天怎么样？”

“昨天还挺顺利的，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早上八点出发，下午六点半才到，把车停在离口岸两三公里远的地方，然后徒步走去边境的。”

“路开通了？”

“你知道吗，现在吉隆峡谷两边就像是真正的、真正的地狱。我们就像穿过地狱一样，心怀恐惧，走近口岸。厉害的是那些抢修道路的，活生生地在地狱重辟了一条新路。”

“现在，我终于明白地狱是什么样子了。”想说的话太多，她似乎有点停不住，“那些工作人员太难了。很难找到失踪者，被埋得太深了。口岸大楼已经没了，就剩下地势比较高的水塔还在，我们走到尽头，在水塔下面的位置祭扫，对岸就是尼泊尔。”

“还有其他人吗？”

“第一批去了五家。我们隔壁是三位青海来的藏族男家属，他们在那儿烧糌耙煨桑，我们在烧纸。我还给她烧了她最爱吃的面包，前天从大理带来的。还特地给她烧了一本书，前段时间她还在读它，也是我喜欢的、但似乎永远读不完的一本书。”

“什么书？”

“《西藏生死书》。算是真正的告别了，我终于又可以开心起来了。”

时间退回到四月中旬。

我们几位朋友结伴云游到了甘孜德格，在离雀儿山不远的雪山小镇住了下来，准备待上一段时间，等着看金刚舞表演。

小镇上面的峡谷里，有座以大圆满法而著称的佐钦寺，是格萨尔王金刚舞的发源地。

婧姐说她也要来。她从海口飞成都，然后从成都坐大巴到甘孜，再从甘孜坐车到了马尼干戈镇，再搭网约顺风车过来。非常折腾，但她说就喜欢坐长途大巴，喜欢这样转车，拒绝了直飞甘孜的建议。

她以前住在大理，越野跑者的圈子也并不大，其他几位朋友都认识她。只有与我是耳闻已久，第一次见面。

“你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样啊。”她开门见山。

她戴着一个大大的口罩，除了眼睛与嘴之外，把整张脸都裹住了，而且看样子平时是不取下来的。

“你的脸怎么啦？”我问。

“长痘痘。”她说。

听她说话的语调，是个很热情的人，可能还是个喜欢四处奔波停不下来的人。

“既然到了这里，这几天内我还要去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你们不用管我，我已联系好黑车司机了。”“另外，我早上起来要练习瑜伽和打坐，三小时，所以，早餐不用等我。”“你们几号走？我要提前离开，因为我接下来还要去那里、那里和那里。”“还有，中间我要去一趟石渠，看一座悬浮在半空的石头城。”

“哈，还有这样的地方？”我好奇地问。

“你看，她就是这样，很着急，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感觉还是在越野跑似的。”析静说。

“好久没见到你了，感觉你有点不一样了啊。”小兵说。

“她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他们搞越野跑的，对瑜伽这样的练习嗤之以鼻。你想想，我以前都管她喊大哥。”说着，析静就笑了起来。

她也跟着笑了几声。

当天傍晚我们一起去了当真错，附近山里一个安静的湖泊。湖边有几群马在闲逛，一半的湖面上还结着薄薄的冰，边上小溪里有些树蛙似乎还在冬眠。

我们在上游靠近大瀑布的、被残雪包围的大石堆上坐了很久，直到夕阳暖光离开仰望的山尖，才依依惜别。

中间有一会儿，析静与婧姐在闭目打坐，我听到从婧姐喉咙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响声，像是湖底正在源源不断地冒出气泡。但这声音慢慢消失了，就没在意。

第二天中午，我们先去了寺庙大殿勘察场地，几天后，大殿就将成为广场金刚舞表演的后台。之后，一位师傅朋友说要带我们上山徒步，顺路朝圣麦彭仁波切著名的修行洞。

修行洞在一块完整的巨岩下面，是一间狭窄低矮的小屋。我们弯着腰进去，在洞里打了一会儿坐。

打坐时，又听见婧姐喉咙里不间断地发出奇怪的摩擦声，与前一天不同，这次有点像是在打嗝，但似乎不受控制，永远停不下来了。

出来后问她，她解释说，每次她去到能量不适应的空间，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鸣响，像在发出警报，直到适应为止。

然后师傅带我们去他在山脊上的、在建的修行小木屋。那儿视野特别好，越过一片松林，能够看到佐钦峡谷尽头的雪山与冰川，让人心旷神怡。

“我的最终归宿就是对面的佐钦雪山了，你们呢？”师傅问。

“我的归宿是冈仁波齐。”婧姐脱口而出。我之前听说她转过十三次了，有一个记录是连续三天三圈。

“我的还没想好，也不知道该怎么想。刚才就是因为这个而流泪。”析静说。刚才在修行洞里打坐，就是在她的低泣声中结束的。

“我以前也认为是某座雪山，但现在持自我怀疑态度。”我说。

“我小时候很不喜欢家门口的长白山，甚至有点害怕。现在不一样了，可能最终还是要回到那儿。”福利说。

“我的归宿，还不知道呢，可能就是虚无吧。”小兵想了很久，最后说。

“哇，你开悟了啊。”师傅总结。

甘孜州石渠县松格嘛尼石经城旅游景区

我们就坐在小木屋前堆着工具的院子里晒太阳，因为太舒服了，不肯再挪动一步，师傅只好独自下山做功课去了。婧姐说，她也只能再待上一小会儿，她约了车，今晚要到石渠看传说中那座漂浮的城。

“这世上，真的有漂浮的城吗，还是说，它让目击到它的人感觉漂浮？”我再次感到好奇。

“或许今晚就知道了。”她说。

山脊很长，树林中隐藏着好几座令人心动的小房子，都是修行者使用的，相互也隔着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师傅的这间小木屋小巧玲珑，目前工程只完成了一半，但整个房子的结构、墙壁都建好了。

墙壁很厚，窗户刚安上木框，析静与婧姐就坐在木框上，一人一边，抬腿抱着，面对面闲聊。而我在屋内转悠，想像着如果冬天外面飘着雪的话，待在这有藏炉的屋里肯定特别有感觉。

忽然听到婧姐在讲一个旅行见闻。在西藏山南的一个寺庙里，她看到一尊肉身的吉祥天母，那已经萎缩成只有一肘高的肉身，居然已经有一千年了，原是一位十二岁的女孩，当时因坚持送供养给阿底峡尊者，受冤而死，被埋在山洞里，挖出来时还栩栩如生。

“一千年过去了，她的面容还很清晰，她的头发和指甲还在长。僧人们会定期给她剪头发与指甲，当成圣物。”

我一听，就有点激动。

“多好的故事啊，你看到她的身体部分了吗。”

“她躺在一个玻璃柜里，可以凑近，但看不清楚，因为被厚厚一层钞票盖住了。可能要等到僧人把钞票清理了之后，才能看见，不过，很快会再次盖住的。”

“等会儿，我架上相机，你能在镜头前再说一遍吗？最好把它讲成一个故事。”

“好的。我试试。”

我架上相机。同时让她俩先从窗口走开，一会儿让婧姐一人走进镜头，像刚才那样坐在窗口。我把镜头中的屋内调得很暗，但因为窗框很大，可以反衬出远处洁白的雪山。

“你讲完后，可以把面罩取下来吗？然后再走出镜头。”

“可以。”

“好，开始吧。”

“上次我在拉萨机场附近，沿着雅鲁藏布江，去了一个叫夏珠林寺的地方。在那儿看到了一尊肉身的吉祥天母，原是一个十二岁的女孩。”

她说话的语速很快，但我想没关系，这只是个故事的开头。

“一千年过去了，她的面容还很清晰，她的头发和指甲还在长。僧人们会定期给她剪头发与指甲，当成圣物。”

然后，她拉下了自己的面罩。还没等我看清她的脸，她就离开了窗口。然后就直接下山了。

这就结束了，我有点吃惊。但我继续了一会儿，让远处的雪山在镜头里多待会儿，接着关机。关机了我才能说话。

“感觉这故事，她只讲了半截啊。”

“我印象中，她从来没讲过故事，这还是她第一次讲。”析静在旁边说。

“好吧，这样也很好，很好。只是缺少了想像力，太短了，有点可惜了这个故事。”

我收着三脚架，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思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才能使用她讲的这个并不完整的故事呢。

那是五个月前的事了，恍如隔世。

现在回想起来，婧姐第一次讲故事，就已足够完美。只是我还会想到，现在身处地下深处的她，是否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是否已适应那里的能量，是否仍在不停地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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