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高明的作家都有一个强大的“本我”

莫言 2026-11-07 18:00 上海

我们要学习和借鉴的是属于艺术的共通性的东西，我们要赋予的，是属于艺术个性的东西。

在中美文学论坛的演讲（2008年10月）

莫言

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说法，已经有十几年了，但在过去的日子里，这说法也仅仅是个说法而已，对老百姓，其实并无什么具体的影响，或者说，大家并未感受到什么影响。

但现在不一样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已经席卷全球，自然也影响到中国的普通百姓。美国一感冒，全球打喷嚏。在这样的岁月里，讨论文学，也许正是一个好时机，因为好的文学大多不是兴高采烈的产物；因为好的文学，大都是沮丧心情的产物。

前几年，知识分子们更为担忧的似乎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全球文化趋同化，这里边自然包括了全球文学的趋同化。2003年6月，我与王安忆在上海图书馆联合做过一次演讲，题目叫作“悲壮的抵抗”。抵抗什么呢？抵抗的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全球文化趋同化。

莫言与王安忆

我在那次演讲中举过一个例子，说全球大约有七千种语言，但正以每两个星期一种的速度消亡，而且消亡速度会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交通的便捷而不断加快，用不了多少年，地球上大概就没有多少种语言了。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应该是件好事；但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看，这是巨大的悲哀。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要以牺牲文化的多样性为代价，这样的经济繁荣，绝对不是人类的福音。

而现在看来，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事。但现实是铁打的，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在经济问题上，我们只能逆来顺受，但在文化和文学问题上，我们还可以表达一下个人的想法。

随着科学的日益进步和交通的日益快速便捷，过去要几个星期、几个月才能办到的事情，现在瞬间即可完成。几十年前，中国人去一次美国或者欧洲，还是一件隆重得似乎可以写进自传的大事，但现在已经成了寻常小事。

这样的背景，为时尚的传播和流行提供了条件。二十年前有人曾经就服装流行做过研究，说如果巴黎街头流行红裙子，三个月后，东京街头就会流行红裙子，一年之后，上海街头也会流行红裙子，再过一年之后，青岛街头才会流行红裙子；等青岛街头流行开红裙子时，巴黎街头早就流行了蓝裙子之后又流行黑裙子了。

但现在呢，巴黎街头昨天流行红裙子，今天在上海街头就可以看到红裙子了。甚至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上海流行了红裙子，所以东京、巴黎的街头上也流行了红裙子。

现在，许多城市的面貌越来越像，前几天我从德国到香港再到首尔，看到年轻人的服饰几乎一样，不但是服饰相似，似乎连他们脸上的表情也都是一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依赖个性而存在的文学艺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因此我们要抵抗，但这抵抗是没有结果的，文学家与艺术家的抵抗，不能阻止越来越多的艺术克隆和近亲繁殖。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和美国电影越来越像了，越来越多的美术和雕塑作品分不清国籍了，国际上流行的小说，也越来越像用统一配方调制出来的流行饮料了。

这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这其实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就像我们不能因为眼下的经济危机而重新闭关锁国一样，文学艺术的趋同化，也不应该成为中国的作家、艺术家拒绝与外国的同行们交流的理由，更不应该成为中国的作家、艺术家拒绝向外国的同行们学习的借口。

我认为，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更积极的态度、更高的热情和更大胆的手段，去与外国的同行们交往，去向外国同行们学习和借鉴。但我们这个时期的学习和借鉴，与1980年代相比，应该有更高的水平，因为我们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实践，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当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绩。

如果说八十年代我们跪在外国同行们面前仰视他们，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也完全应该与他们坐在一起谈话，与他们站在一起交谈。当然有很多朋友对我们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评价很低，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我尊重他们的看法。

有些对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评价很低的朋友们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学，由于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而缺少原创性。我认为，文学是否有原创性，与作家是否受到西方文学影响并无直接关系。

曹雪芹

蒲松龄、曹雪芹大概是没有受到外国文学影响的，据目前的资料所示，这两个人似乎也不懂外语，曹雪芹肯定懂满语，但那时已经是满族人在做皇帝，满语能不能算外语还值得研究。但鲁迅他们这一代作家，大都是懂得外语且明显地受过外国作家影响的。

鲁迅的早期小说，有几篇分明地可以看出他借鉴的外国小说，但我们似乎不能以此为理由来否定鲁迅小说的原创性，即便是有明显的借鉴痕迹的篇章，如《狂人日记》等，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原创性吧。

因此，我们不必那么惧怕外国文学的影响，也没有必要把受到了外国文学影响当成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当然，认识到这一点，对我本人来说，也有一个过程；八十年代后期，我也是很忌讳别人说自己受到了外国作家影响的。

我当时在《世界文学》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要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这两座灼热的高炉，我说他们是灼热的高炉，而我自己是冰块，靠得太近，自己就会被融化蒸发。

马尔克斯

近年来我的想法有了变化，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焦虑，马尔克斯是人，福克纳也是人。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之所以成为名家，自然是因为他们写出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但他们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与他们广泛地、大胆地向同行学习、借鉴是分不开的。

马尔克斯多次讲过卡夫卡和福克纳对他的影响，他奉福克纳为自己的导师，他在巴黎的阁楼上读到卡夫卡的《变形记》拍案叫绝的故事，早已被各国的作家们所熟知。

可见，受不受外国作家影响，似乎不应该成为判定一个作家水平高低的标准；甚至可以说，在当今的情况下，如果要写出有个性、有原创性的作品，必须尽可能多地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必须尽可能详尽地掌握和了解世界文学的动态。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我们也不排除出现一个新时代的蒲松龄的可能性。

高明的作家，是能够在外国文学里进出自如的。只有进去，才能够摈弃皮毛，得到精髓；只有跳出来，才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利用自己掌握的具有个性的创作素材，施展自己独特的才能，写出具有原创性的作品。

沈从文

沈从文自己好像没有说过受哪个外国作家影响的话，但他对于外国文学肯定是不陌生的。尽管他不懂外语，翻译作品肯定还是读了不少的，但他的小说和散文，无论从语言还是从素材，以及他在这些作品里表现出的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看法，都是具有个性和原创性的。

他的学生汪曾祺先生八十年代初期的作品，呈现出十分鲜明的个人风格和中国特色，根本看不出外国文学的影响，但汪先生自己说：“我是从契诃夫、海明威、萨洛扬的语言中学到一些东西的。”受到影响而没在自己的作品里留下痕迹，这就是高手。而为什么有人受到影响留下了痕迹，而有人受到影响却没有留下痕迹呢？我想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高明的作家之所以能受到外国文学或者本国同行的影响而不留痕迹，就在于他们有一个强大的“本我”，并时刻注意用这个“本我”去覆盖学习的对象。

这个“本我”除了作家的个性和禀赋之外，还包含着作家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感悟，就在于他们是被别人的作品唤醒了自己的生活。

这样，他们的创作灵感尽管是被同行的作品所启发，但这道灵光照亮了的是他自己的生活。这归根结底还是从生活出发的创作，是被生活感动了自己然后写出来的，而不是克隆别人的作品然后试图去感动别人。

另外，高明的作家，不会跪拜在外国同行的脚下，把他们作品中的一切都当成珍宝。真正的学习是批判地学习。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中也有不完美之处。八十年代时我们是从外国文学里寻找优点，现在，应该是从外国文学里寻找缺点。找到他们的缺点，就意味着我们的进步。

《百年孤独》插画

八十年代中期时，我读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只读了几页，便按捺不住写作的冲动。后来这本书被我经常拿来读，但一直没有读完。直到去年的六月，因为知道今年二月很可能要与他在一个会议上见面，所以我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把这部书从头至尾通读了一遍。

读完全书，我感到一阵兴奋。因为，我看到了这部被奉为经典的作品里，也有缺点。我自然不是高明的作家，但我读出了马尔克斯的不足，意识到了自己的进步。

汪曾祺先生在一篇关于京剧的文章中写道：“文学史上有一条规律，凡是一种文学形式衰退了的时候，挽救它的只有两种东西，一是民间的东西，一是外来的东西。”文学艺术的趋同化，也可以理解成为一种衰退，我们应对衰退的，也只能是这两件法宝。

关于向外国文学学习，我已经大概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要更加自觉、更加大胆地“拿来”，但“拿来”之后，我们要认真地研究分析。

我们要学习和借鉴的是属于艺术的共通性的东西，那就是盯着人写，贴着人写，深入到人心里去写；我们要赋予的，是属于艺术个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风格。什么是我们的风格？我想那就是由我们的民族习惯、民族心理、民族语言、民族历史、民族情感所构成的我们自己的丰富生活，以及用自己的独特感受表现和反映这生活的作品。

汪曾祺先生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我想这话本身也没有错；但如果把这个口号引申到民族自大的意义上，把追求或者伪造奇风异俗、逐臭猎奇当成了民族化，那就确实错了。

本文选自莫言演讲集《我们都是被偷换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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