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出发,构建中国健康科普新范式
原创 胡大一大夫 2026-11-08 08:00 北京


胡大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我国率先开展射频消融根治快速心律失常,大力推动冠心病介入治疗与心脏外科发展。创双心医学,长期致力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康复与全民健康教育,医学科普图书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当我坐下来回顾这八十年的岁月,心中最强烈的感受是——医学的边界远不止手术室那方寸之地。作为一名医生,我曾以为手术刀和导管是拯救生命的唯一武器,但随着白发渐生,我愈发深刻地领悟到: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
医学科普,这项曾被某些同仁视为“不务正业”的工作,实则是把人类不断发现、研究和创新的成果,转化为全社会、全要素造福人民的唯一路径。如果科普缺失了公益性与科学性,它非但不能救命,反而是杀人的软刀子。今天,我想把这几十年关于“心”的思考,全盘托出。
1 觉醒:弥合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的裂痕
1.1 导管室里的危机与抉择
上世纪90年代,我从美国研修归来,彼时心中满怀对世界最先进介入技术的崇敬与向往。在美国期间,我亲眼目睹了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神奇——一根细细的导丝,一个小小的球囊,就能将那些濒临坏死的心肌从死亡线上拉回来。那种救人于水火的职业狂热,驱使我不分昼夜地扎进导管室,仿佛那里才是我作为一名心血管医生实现价值的唯一战场。
在那段日子里,我每天在手术台上站立超过十个小时,穿着重达十几斤的铅衣,全神贯注地操作。一台手术接着一台手术,从清晨到深夜。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节奏,让我渐渐失去了对自身健康的警觉。我开始暴饮暴食——手术间隙匆匆扒几口盒饭,深夜下班后用一顿油腻的夜宵来慰藉疲惫的身心。我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填补身心俱疲的空隙,却浑然不知危险正在悄悄逼近。
很快,代价便悄然而至。我的体重猛增至八十一公斤,原本合身的白大褂变得紧绷绷的。体检报告上的箭头开始朝不理想的方向偏移:餐后血糖升高,血脂也不正常了。更让我警醒的是,我的父亲就是因冠心病离世的,家族史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未来的可能。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一个天天劝病人爱护心脏的医生,自己的心脏却在发出求救信号。
那是1993年,我站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面临着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是继续做一个在生物医学体系下、善用“冷兵器”的技术工匠,日复一日地凭借精湛手艺与血管病变短兵相接?还是转身离去,去寻找健康真正的源头、疾病真正的答案?
我痛定思痛,反复叩问自己:我这一辈子,到底想做什么样的医生?是做一个只会“修修补补”的匠人,还是做一个能让人“不生病、少生病”的医者?最终,我选择了后者。
我开始每日坚持快步走一万步,用最朴素的方式开启了一场“自救”。没有捷径,没有秘方,就是两条腿、一双鞋、一个计步器。刚开始的时候,腿脚酸痛,气喘吁吁,但我咬着牙坚持了下来。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体重慢慢降下来了,血糖血脂恢复了正常,整个人的精气神也回来了。
这一走,就是几十年。如今回望,那不仅是身体的救赎,更是一场灵魂的觉醒。从那时起,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医生的榜样力量,比任何处方都更有说服力。你自己都做不到健康生活,凭什么去要求病人?
1.2 震撼灵魂的第一场“大喇叭”健康讲座
上世纪90年代,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因生活方式不健康出现的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日益增多。卫生部和中央文明办公室开始在全国开办系列健康教育讲座,我有幸成为首批科普教育专家。
1995年6月24日,那是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凌晨不到五点,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那时候天还没亮,初夏的晨风带着些许凉意,但人们的热情却像一团火。那条蜿蜒的队伍里,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携儿带女的中年人,有从郊区赶来的农民,也有骑着自行车从几十里外赶来的工人。他们眼中闪烁着对健康知识的渴望,那种渴望是炽热的、迫切的。
原定在百人小礼堂举办的免费讲座,最后竟然吸引了四千多人。小礼堂根本装不下,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广场。因为怕挤出意外,公园被迫停止售票,警察也闻讯赶来维持秩序。场面之壮观,令我终生难忘。
面对这场远超预期的盛况,我不得不走进公园那间简陋的广播室,通过早已落后于时代的大喇叭进行播讲。那是一个老式的扩音器,声音嘶哑、杂音不断,但在那个清晨,它成了连接我和四千多名听众的唯一桥梁。
当我站在话筒前,看着广场上、树荫下、长廊边的人们——他们或站或坐,或靠着树干,或席地而坐,但无一例外,都听得鸦雀无声、津津有味。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中途离场。那种对健康知识的渴求像潮水般涌来,深深震撼了我的灵魂。我在广播室里讲了一个多小时,嗓子哑了,但心却是滚烫的。
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哪怕我一天做二十台手术,一年做几千台,穷尽毕生之力,也救不了上亿的高血压患者和慢病患者。手术台前的英雄主义是有限的,而健康教育的力量是无限的。健康教育,才是把医生价值最大化的唯一手段。
也就是在那些年,我和洪昭光、向红丁等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仁一起,共同推动首都健康教育,发起了那个曾引起全国人民热烈回响的“登上健康快车”活动。那时候的条件极其有限,传播方式仅为现场讲课,《北京晚报》开个专栏,再出版点刊物,连电视都很少使用。那是中国科普的“绿皮车时代”,虽然慢,但每一个字都落在了老百姓的心里。
从那一天起,我开启了驾驶“科普列车”的人生旅程。这辆列车,承载的不只是知识,更是一个医者对苍生的承诺、对时代的回应。
后来,系列科普讲座红遍大江南北,仅北京就举办了两百余场健康大课堂、几十次健康广场活动,每次都人山人海、场场爆满,讲义在全国各地传抄有68个版本。每次讲座前后,工作人员都和大家互动,检测体能,测量身高、体重、心率、血压,测闭眼单脚站立、马步半蹲的时间等,既简单又有趣,大家排队参与。听完讲座,很多人跃跃欲试,都想回家马上按照指导开始锻炼。
每次看到台下无数期待的目光,听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还有一次次会心的大笑,我都被大家对健康知识的渴求深深打动。
健康教育是最难讲的,既要持之以恒,又要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我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健康科普读物如《健康秘诀》等,并推动了世界心脏日等一系列健康教育活动。近几年,我又借助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驾驶着科普健康的列车,继续前行。
2 警示:缺失公益与科学的科普是社会的“次生灾害”
2.1 被歪曲的“支架适应症”
2021年6月,我在参加一场座谈会时,随手翻看某位当红医生的科普书。封底满是名人的推荐语,装帧精美,声势浩大,看起来是一本“良心之作”。然而翻开内容,却令我震惊不已。书中赫然宣称:“病变在90%以上狭窄时,不需再做进一步检查,应直接植入支架!”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我的心里。这是极其可怕的错误!这种观点完全违背医学常识,更是赤裸裸地诱导过度医疗。如果任由其传播,不知会有多少患者被推上不必要的手术台,承受不必要的手术风险和经济负担。更可怕的是,这本书的读者大多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没有辨别能力,会把这个错误观点当成金科玉律。
我必须在这里明确重申:不可仅依据血管狭窄程度决定是否放支架。
这是现代心脏病学的基本原则,是每一位合格的心内科医生都必须牢记的底线。借此机会,我也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首先,应当仔细问诊:患者有无症状?是稳定型心绞痛还是不稳定型心绞痛?同样是90%的狭窄,一个稳定了十年的老患者和一个刚刚发作不稳定的患者,处理策略完全不同。
其次,要评估侧支循环。人体是极其智慧的。当一根血管慢慢变窄时,身体会自发地长出“旁路血管”,这就是侧支循环。临床上很多血管100%闭塞的患者,侧支循环建立良好,心肌供血并无大碍,完全无需支架干预。对这些患者放支架,无异于画蛇添足。
再次,运动负荷试验至关重要。只有经过充分的药物治疗和规范的心脏康复后,患者仍然有明显的心绞痛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时,才应考虑介入治疗。对于稳定冠心病患者,支架的作用是缓解心绞痛,而非预防心肌梗死和心脏猝死的“神器”。支架不是第一选择,而是最后手段之一。
医学从来不是简单的“看到狭窄就放支架”这样粗暴的线性思维。人体是复杂的整体,每一个决策都应建立在全面评估和个体化治疗的基础之上。那些动不动就“一刀切”放支架的做法,不是医术,而是技术滥用。
2.2 专家的“带货”与“逐利”乱象
当前科普环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互联网与AI已深度介入科普传播,手段从传统的报纸、电视扩展到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我自己录制的科普视频,传播量动辄过百万,这让我既欣慰又担忧。欣慰的是,科学的声音可以被更多人听到;担忧的是,谬误的声音往往比真理更大。
媒介的繁荣带来了信息的爆炸,但也让逐利的虚假知识铺天盖地。各种利益冲突之下,大量伪科学、假科普如野草般疯长。有些所谓的“专家”,假借科普和健康教育的名义,实则在为过度医疗摇旗呐喊,为自家产品站台“带货”。他们夸大自己从事技术的适应症,为过度检查、过度诊断、过度治疗措施呐喊,这严重损伤了广大患者的权益,造成了巨大的医疗资源浪费。
让我举几个触目惊心的例子:
一是卵圆孔未闭(PFO)的封堵手术。卵圆孔未闭本是人群中相当常见的一种生理变异,大约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存在。绝大多数人终身无症状,完全不需要任何干预。然而,在某些“科普”的误导下,很多并无风险的年轻人被诱导接受了不必要的心脏封堵手术。手术本身有风险——心包积液、血栓形成、心律失常,甚至死亡。一个本可以平安度过一生的人,因为听了错误的“科普”,背上了终身的精神负担和身体风险。这笔账,谁来负责?
二是肾动脉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治疗高血压。这项技术本应是严格筛选后的最后手段,却被某些人吹嘘成“根治疑难高血压”的灵药,滥用于并不适合的患者。
三是冠状动脉慢性闭塞(CTO)的盲目支架。对于稳定冠心病患者,支架真的优于药物吗?历史给过我们教训。早年间,我们也曾开展过心肌内膜激光打孔治疗慢性缺血,开展过激光冠状动脉狭窄干预。后来证明,这些都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
四是“H”型高血压与“依叶片”。某些药企为了推销高价药品,凭空制造出一个“H型高血压”的概念,大肆鼓吹所谓“依叶片”的神奇疗效。实情是什么?就是将廉价的叶酸与依那普利这两种老药捆绑在一起,换了一个新名字,价格翻了几十倍。成本几毛钱的东西,卖出了几十块钱的天价。这是披着科学外衣的商业骗局,是对患者信任的赤裸裸的践踏。
五是他汀“黑化论”。近年来,网络上四处散布“他汀是毒药”“他汀伤肝伤肾”的谎言,诱导患者擅自停药。这些谣言的传播者,有的是为了推销替代产品,有的纯粹是为了博取流量。但后果是什么?无数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停药后发生了心肌梗死、脑卒中,甚至失去了生命。这种行为,不是在科普,而是在谋财害命!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他汀是稳定斑块的“上游水利”,它的作用是让不稳定的斑块变得稳定,防止斑块破裂引发血栓。他汀的副作用被严重夸大了,它不伤肾,肝功能损害的发生率也极低,绝大多数人完全可以安全使用。把救命药说成毒药的人,良心何在?
我们必须警醒:当科普变成了“带货”的幌子,当医学知识被算法扭曲成流量的密码,这不仅是在透支医生行业的公信力,更是在制造一场无声的“次生灾害”。缺失公益性与科学性的科普,比没有科普更可怕。如果公益性与科学性缺失,科普写得越通俗生动,对社会的伤害就越深!
3 转型:构建“五大处方”与高质量科普新生态
3.1科普转化的深层逻辑
科普的目的,从来不仅仅是知识的搬运。如果科普只是把教科书上的话换个说法再说一遍,那它的价值是有限的。真正的科普,是要把人类不断发现、研究和创新的成果,转化为全社会、全要素的福祉,让广大民众真正受益。这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需要智慧、需要情怀,更需要担当。
我青年时代,有一位前辈深深影响了我——库珀博士。他曾是一名出色的军医,为美国空军训练宇航员,负责选拔和培养那些身体素质超群的最顶尖人才。然而,他后来做了一个让很多人不解的决定——转身投入有氧运动研究,从“精英”走向“大众”。正是他的努力,让有氧运动的概念深入人心,让美国人的心脏死亡率大幅下降。一个人,一个理念,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健康状况。他就是我心目中的“有氧运动之父”。
我曾邀请库珀博士来到长城国际心脏病学术大会演讲。他满头白发,精神矍铄,站在台上讲得生动有趣。他那句“养狗的遛狗,没狗的遛自己”,这句话朴素到了极点,却道出了运动处方的精髓——运动不需要高大上的条件,不需要昂贵的器材,你只需要动起来,哪怕只是遛遛狗、走走路。
这就是科普的魅力——用最接地气的话,讲最深刻的道理。科普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推心置腹的交流。它需要我们放下“专家的架子”,拿起“科普的铲子”。
同时,我们要大力推动“体医融合”。我们要把我国训练国际重大赛事金牌运动员的顶级研究成果,通过科普转化,转化为全民健康的成果。这才是真正实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核心价值。让顶级运动科学走出竞技场,走进社区,走进每一个慢病患者的日常生活。
3.2 慢病防治的“五大处方”
为了让健康管理落实到每一个人,我多年来一直推广预防、康复、医养一体化的健康管理“4S店”模式。这个模式借鉴了汽车4S店的概念——你的车需要定期保养,你的身体同样需要。这“五大处方”,是我三十余年临床与科普实践的结晶,是经过无数患者验证有效的实践指南。
第一,运动处方。
运动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真正的良药。它的效果,有时不亚于一颗药片。
基本要求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每周不少于五天,每天三十分钟,大约三千五百步。什么是“中等强度”?就是走的时候感觉身体微微发热,呼吸稍有加快,但还能正常说话的程度。太轻了没效果,太重了坚持不下去,这个强度刚刚好。
我倡导“日行万步路”。这并非一个刻板的数字,而是一种“把碎片时间利用起来”的生活态度。要把办公站立、爬楼梯等碎片时间充分利用起来,通过计步器进行精准管理。别小看这些碎片时间——等公交的时候走两步,接电话的时候站起来,午饭后溜达十分钟,一天下来,步数就上去了。不要久坐,利用一切机会站立和走动。
几十年来,我每一天都在践行这个处方。无论刮风下雨,无论身在何处,我的计步器从没离过身。晚上十点之前没到一万步,我就绝不归零。这不是强迫症,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
第二,营养处方。
营养的核心是总量控制。现在的疾病,多是“吃出来的”。我常说“饭吃八分饱”,就是要保持适度的饥饿感。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半饥饿状态,人体的代谢机制是为了应对“吃不饱”而设计的。现在突然“顿顿吃到撑”,身体根本适应不了。
具体而言:限三高——盐每天不超过五克,大约一个啤酒瓶盖的量;油不超过二十五克,大约两汤匙;糖不超过二十五克,大约六块方糖。现在的加工食品里,糖和盐无处不在,一罐可乐就含有三十多克糖,一天的限额瞬间超标。
粗细搭配,减少精加工米面。白米饭、白馒头、白面包,这些精加工的碳水化合物进入体内后迅速转化为葡萄糖,引起血糖剧烈波动,是高血糖的温床。把一半的白米换成糙米、燕麦、杂豆,血糖反应就会平稳很多。我们的祖先吃的是糙米杂粮,现代人的餐桌却被精白细软占领,这不啻为一场饮食的倒退。
第三,戒烟限酒处方
吸烟的危害,我不用多说。我要强调的是:零吸烟,包括电子烟。无论含不含尼古丁,电子烟都有巨大风险。那些宣称电子烟危害更小、可以帮助戒烟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电子烟中的尼古丁同样成瘾,气溶胶中含有多种有害物质,其风险同样巨大。从一种烟草产品换成另一种,不叫戒烟,叫换汤不换药。
至于饮酒,“适量饮酒保护血管”的说法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误区。确实有一些观察性研究发现少量饮酒者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略低,但后来的研究证实,这个“保护作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健康消费者偏差”——那些适量饮酒的人往往同时有其他健康的生活方式。一旦校正了这些因素,所谓的保护作用就消失了。那更像是红酒商的广告,没有确凿科学证据。我的态度很明确:不贪杯,最好滴酒不沾。
第四,精神心理与睡眠处方。
这是我最引以为豪的贡献之一。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焦虑、抑郁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表现为“躯体化”症状——胸闷、气短、心慌、腹胀、头痛、乏力。他们反复在心内科、消化科、神经科之间奔波,做遍了CT、造影、胃镜、核磁,结果全是“未见异常”。检查费花了几万块,病因却始终没找到。
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的医学模式出了问题。现代医学越来越精细,分科越来越细,每个医生都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却忘了人是一个整体。心脏和大脑不是孤立的,情绪和心脏之间的连接,比很多人想象的要紧密得多。
医生不能只靠冰冷的仪器“深挖洞”,要学会倾听、学会问诊、学会心理干预。医者的善言,就是良药。 一句温暖的话,一个耐心的倾听,一份真诚的理解,有时胜过一盒昂贵的药。
让我讲两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位陕西沙家店的老师,因为医生说他有“早搏可能猝死”,他竟然作茧自缚,卧床五年,不敢动弹。直到我告诉他那是良性早搏,完全不影响正常生活,他才卸下心理包袱,重新回到了讲台。还有一对肺动脉高压的孪生姐妹,因为被告知“治不好”而陷入绝望。其实,虽然肺动脉高压难以根治,但规范治疗完全可以控制病情、延长生命。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足以摧毁一个人的生活;一句温暖的善言,也能拯救一个绝望的灵魂。
这就是我倡导的“双心医学”——既要关心患者的心脏,也要关心他们的心理。一个完整的医生,应该同时是心脏的守护者和心灵的抚慰者。一个不懂精神心理常识的医生,很难体贴患者的疾苦。在充分重视医生教育的同时,我们要大力开展心理卫生的科普,让公众意识到:焦虑、抑郁和高血压一样,是常见病,不应有耻辱感。
第五,药物处方。
关于药物,我们要警惕几个误区,既不要过度依赖,也不要盲目恐惧。
一是他汀。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汀不是毒药,而是救命药。对于已经发生心梗、脑梗的患者,对于有明确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患者,他汀应该长期服用。它的作用是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一个不稳定的斑块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而他汀就是拆弹专家。那些散布“他汀是毒药”谣言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
二是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在心脑血管病二级预防中的地位是公认的——已经得过心梗、放过支架、有过脑梗的患者,应该长期服用。但在一级预防中,也就是还没有得病、只是有危险因素的人,阿司匹林的使用要非常谨慎。尤其是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的出血风险(尤其是脑出血和胃肠道大出血)往往抵消了其预防血栓的获益。阿司匹林并非神药。
三是降糖药。糖尿病防治不只是降糖,更要保护心血管。选择降糖药物时,要优先考虑那些有心血管获益证据的药物。
用药如用兵,当精准施策,而非一概而论。
4 愿景:下好科普工作的“两盘棋”
当前,科普工作需要良好的政策环境作为支撑。没有制度保障,单靠少数人的热情是难以持续的。我和许多热爱科普的同仁一直在努力推动以下几件事:
第一,评价体系改革。长期以来,我们的医学评价体系重科研、轻科普,重论文、轻实践。一个医生写了一百篇科普文章,帮助了百万患者,在职称评审时却不如一篇普通论文。这不合理。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一状况正在改变——优秀的科普著作已经可以进入国家科技奖的评选,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是相互促进的“两盘棋”,不能一手重一手轻。 没有科普,再好的科技创新也只能锁在实验室里,无法惠及大众。
第二,职称评定关联。我建议,住院医师晋升应当考核科普成果。每一位医生,尤其是年轻医生,都应该学会如何跟患者沟通,如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复杂的医学问题。这不只是一项技能,更是一种责任。培养有灵魂的科普人才队伍,要从制度上给予激励和认可,让愿意做科普、善于做科普的医生不吃亏、有奔头。
第三,权威渠道建设。面对层出不穷的“张悟本式”伪科学,主流媒体和专业机构不能沉默。为什么虚假信息总是比真实信息传播得更快?因为虚假信息往往更“抓眼球”、更“简单粗暴”。主流媒体必须及时“针锋相对”地澄清事实,不能任由谣言泛滥成灾。政府需要强化监管,建立科普内容的审核和追溯机制,对恶意造谣者依法追责。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就包括一方面要激励科学家投入科普,另一方面要政府强化监管,彻底肃清伪科学。但更深层次的,是要培养一支优秀的科普人才队伍,让科学的声音盖过喧嚣的噪音,让真理跑在谣言前面。
我心目中理想的科普,必须具备“六性”:公益性——不以营利为目的;科学性——有循证医学依据;通俗性——老百姓听得懂;趣味性——让人愿意听、记得住;针对性——解决实际问题;实用性——学完就能用。这六个方面,缺一不可。高质量的发展,不仅是指手术台上的精准,更是指健康理念在全社会的扎根。
转眼间,我也八十岁了。从医六十余年,从当年那个在导管室里挥汗如雨的年轻人,到今天这个在手机屏幕里和大家见面的“老胡”,时光改变了我的容颜,却没有改变我的初心。我的作息依然规律,依然会在一天奔波两三个城市讲课,依然笔耕不辍。
我依然每天别着计步器,晚上十点前没走到一万步,就绝不归零。这个习惯,我保持了三十多年,雷打不动。有时候出差,有时候开会,有时候天气不好,但我总能找到办法把这一万步走完。因为我知道,这不是给别人看的,这是给自己活的。我的健康我做主!
有人问我,胡教授,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笑着告诉他们:没有什么神丹妙药,没有什么祖传秘方。长寿的秘诀,就藏在我念了一辈子的这首口诀里:
饭吃八分饱,日行万步路。
管住嘴,迈开腿;零吸烟,多喝水。
好心态,莫贪杯;睡眠足,别过累。
乐助人,心灵美;家和睦,寿百岁。
这四十个字,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但句句都是我实践验证过的真理。
健康不是买来的,不是等来的,更不是靠吃药吃出来的。健康是管理出来的,是日复一日坚持出来的。从当年那个对着大喇叭喊话的年轻人,到今天在手机屏幕里和大家见面的“老胡”,我的初衷从未改变。医学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证明医生有多高明,而是为了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生了病不走弯路。
这辆“健康快车”,我会一直开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只要我还能说话,还能写字,还能站在讲台上,我就会继续讲下去。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无数双眼睛在期待科学的声音,都有无数颗心在渴望健康的指引。
科普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关乎民族的未来和人民的福祉。我也希望每一个穿白大褂的人,都能在科普这块阵地上,守住那颗救死扶伤的初心。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技术如何进步,无论媒介如何更迭,医者的根本永远不会变——那就是对生命的敬畏,对患者的责任,对真理的坚守。
因为,医者之本,正在于此。
本文根据胡大一教授近来手稿、口述及公开发表的演讲、文章整理,谨以此致敬中国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与守望者。
姜海婷
202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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