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俄“影子特工”是如何潜入美国盯上Palantir?

· 2026-11-20 11:14 · 6 阅读

原创 无名 2026-11-20 11:14 辽宁

2026年9月3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对于帕洛阿尔托这座城市来说,这原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个工作日。工程师忙着修改代码,创业者忙着寻找投资,科技公司的员工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开车回家。

街头的咖啡馆依然热闹,笔记本电脑随处可见。这里最不缺的就是科技梦想,最常见的就是一群年轻人对着屏幕研究如何改变世界。

然而,一名科技公司的女性员工,很快发现当天的情况有些不对劲。

她驾驶汽车离开公司,准备前往旧金山。没过多久,她注意到后面有辆银色雷克萨斯SUV,似乎始终与自己保持着相同的行驶方向。

起初,她或许还可以将这种情况解释为巧合。毕竟,湾区每天都有大量车辆往返于硅谷和旧金山之间,同路再正常不过。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这种解释越来越站不住脚。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后来向法院提交的宣誓书,这名女子尝试改变行驶方向,转入其他道路,甚至驶进超市停车场。可是,后面的雷克萨斯依然紧追不舍。

对方不仅跟着她转弯,还涉嫌违法左转、突然掉头,甚至闯过红灯。

这一追就是将近30英里,约48公里。

当一个陌生司机愿意冒着交通违法和发生事故的风险,连续几十公里跟踪另一辆汽车时,这件事情显然已经超出了普通交通纠纷的范畴。

女子最终拨打美国911报警电话。

警方建议她前往旧金山警察局米慎分局附近寻求帮助。她发现巡逻警车后,立即向警员报告自己的遭遇。那辆一路尾随的雷克萨斯随后离开。

警方展开调查,最终找到汽车使用者。

他的名字叫伊戈尔·安德烈耶维奇·迪乌,英文写作Igor Andreevich D’iu,是一名俄罗斯公民。

根据FBI宣誓书,帕洛阿尔托警方通过俄语翻译与迪乌通话,询问他为什么跟踪那名女子。

迪乌给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他觉得那名女子很漂亮,所以想追上去约她出去。

这番解释,让整件事情突然从国际情报活动变成了一场荒诞的爱情喜剧。

问题在于,普通人想认识一位漂亮姑娘,通常会考虑如何搭话,而不是在公路上连续追逐几十公里。

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也没说过,要为了好逑一路闯红灯。

美警方起初处理的是一起疑似跟踪骚扰案件,但调查人员沿着车辆信息、身份记录、通讯数据和公司监控录像继续追查,越来越多令人意外的线索开始浮现。

一名声称来美国旅游的俄罗斯男子,不仅没有合法入境签证记录,还被发现与一批身份不明的Telegram联系人保持联系。

这些人向他提供资金、设备和任务。而他的任务对象,竟然是一家与美国国防部门及乌克兰战场有密切关系的科技企业。

两个月后,这桩看似普通的尾随案件,正式成为美国司法部宣布的一起涉嫌外国政府代理人活动案件。

2026年11月17日,美国联邦大陪审团正式起诉迪乌。11月18日,美国司法部公开宣布相关指控。

最值得研究的,不仅是他究竟为谁工作,更是这样一个问题:在高度数字化的现代社会,为什么一场针对先进国防科技公司的情报行动,仍然需要有人亲自坐在咖啡馆里,偷偷观察别人的电脑?

答案恐怕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为什么偏偏是Palantir?

这家公司在俄眼里绝非普通软件企业

要理解迪乌涉嫌实施的行动,必须首先了解他的目标。

这家公司名叫Palantir Technologies。科技界通常直接称其为Palantir。

这家由彼得·蒂尔、亚历克斯·卡普等人参与创立的美国企业,长期从事大型数据分析、信息融合、人工智能和决策支持软件开发。

普通人可能不太熟悉它,但在情报机构、军方、国防科技企业和一些政府部门眼里,Palantir绝不陌生。

如果把现代战争想象成一场规模庞大的复杂比赛,那么坦克、导弹、战斗机和无人机就是赛场上的运动员,雷达、卫星和情报人员负责观察比赛,而Palantir试图提供的,就是能够将海量信息综合起来,帮助指挥人员理解局势和作出决策的软件工具。

这当然只是一个通俗比喻。

Palantir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试图帮助使用者解决这一难题。而俄为什么会关注这家公司,关键还在于俄乌战争。

2022年6月2日,泽连斯基与Palantir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会面,公开讨论国防、安全和数字化领域合作。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当时明确披露,双方讨论了利用科技能力支持乌克兰的相关安排。

2023年2月,卡普在公开活动中谈及该公司在乌克兰军事目标识别中的作用。他曾以相当高调的方式描述Palantir软件参与乌克兰战场目标分析的程度。

2023年4月,路透社还报道,Palantir正在协助乌克兰整合潜在战争罪证据,包括卫星图像和其他调查资料。

到了2026年5月,双方合作又有新的发展。

路透社报道称,乌克兰启动了与Palantir有关的Brave1 Dataroom项目,希望利用战争期间积累的数据开发人工智能模型,支持无人机拦截等任务。乌方还介绍了双方在空袭分析、情报处理和行动规划方面的合作。

如此一来,Palantir在俄乌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就不只出售软件那么简单。它事实上已经进入现代战争的数据分析和作战支持体系。

对于俄军来说,研究这种系统如何工作、具备哪些能力、依赖什么技术架构,以及相关企业拥有哪些专业人才,显然具有潜在情报价值。

美国司法部披露,迪乌的Telegram联系人曾告诉他,之所以要求搜集目标公司的情报,是因为该公司正在帮助乌对抗俄。

Palantir的核心产品是软件及相关技术服务,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坦克、火炮或者导弹。但现代战争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特点:决定作战效率的,不只是武器自身的性能,还有武器背后的信息系统。

一张飞往墨西哥城的机票,

迪乌究竟如何进入美国?

现在,将时间拨回2026年6月。按照FBI宣誓书及联邦起诉书中的时间线,迪乌当时已经与一些通过Telegram联络的人员建立联系。但这些人并没有公开真实身份。

迪乌后来向调查人员作出的陈述称,他被招募前往美国执行任务。有关联系人告诉他,进入美国后将收到更具体的指示,主要工作是收集信息。

这听上去像一份神秘的海外工作邀请。

没有公开的公司名称,没有可以核对的上级身份,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合同。但有人负责安排交通,提供资金,之后还会给出具体任务。

6月7日,迪乌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乘机前往墨西哥城。

FBI通过旅行数据库查询获得了这一航班记录,并在其Telegram资料中发现相应登机牌照片。

这意味着,伊斯坦布尔至墨西哥城这一段行程,不只是调查人员根据聊天内容作出的推测,还存在旅行记录和照片材料的相互印证。

到了墨西哥之后,根据迪乌在调查中提供的说法,他的Telegram联系人为他安排了一名被称为“乌兹别克人”的中间联系人,协助他进入美国。

那么,迪乌究竟是什么时候跨过美墨边境的?

美国联邦起诉书给出了一个明确日期:2026年7月31日。

检方指控,他在没有合法入境许可的情况下,从墨西哥进入得克萨斯州麦卡伦附近的美国境内。FBI还依据其手机记录指出,迪乌的手机于7月31日在麦卡伦一带出现了美国境内的通信信号。

这是一条值得注意的电子证据。

一个人的叙述可能存在记忆偏差,旅行证件也可能被伪造,但手机通信记录至少可以为调查人员提供一种独立的时间和地点参照。

当然,手机的位置并不必然等同于持有者的位置,具体证据仍须接受法庭检验。

整段行程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6月7日,迪乌飞抵墨西哥城。

7月31日,他的手机才在美国境内留下明确记录。

两者之间相隔54天。

在这段时间里,他具体住在哪里、是否接受过培训、与哪些人见面、是否有其他任务,公开材料没有给出完整答案。

有意思的是,调查人员还发现了迪乌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留下的记录。

FBI宣誓书称,迪乌曾在2026年8月3日前后使用Google的人工智能功能,搜索得克萨斯州边境检查站和州内交通等信息。他还曾在8月21日询问外国人如何在帕洛阿尔托租车,次日搜索从帕洛阿尔托乘火车前往洛杉矶的交通方式。

这些记录为调查人员了解其活动提供了线索。

但这里有个值得挑出来的时间问题。

起诉书将迪乌进入美国的时间列为7月31日,而有关检查站的人工智能搜索发生在8月3日。也就是说,至少按照公开列明的日期,这些搜索发生在其被指控入境之后。

帕洛阿尔托的咖啡馆

最先进的国防技术,遇上最传统的偷窥方式

2026年8月,迪乌开始在旧金山湾区活动。

按照FBI宣誓书,他的Telegram联系人要求他购买笔记本电脑、手机、无线网络设备,并安装远程访问软件。

这些东西放在普通科技爱好者的购物清单中,并没有什么稀奇。硅谷随便找一家电子产品商店,都能买到类似设备。

8月12日前后,迪乌被指示前往目标公司办公室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他的工作并不是喝咖啡,也不是假装研究创业项目。而是观察现场人员,辨认可能属于目标公司的员工,并拍摄他们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屏幕。

这是一种典型的近距离信息窥视行为。从技术复杂程度看,它甚至显得有些原始。

而这起案件披露的第一阶段活动,却只是有人坐在咖啡馆里,试图看清另一张桌子上的电脑屏幕。

可别因此小看这种行为。对于一家从事敏感技术业务的企业来说,真正值得保护的信息不一定只存在于服务器机房。

员工在电脑上处理的工作资料、内部通信界面、项目名称、会议安排以及与业务有关的某些细节,都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具有情报价值。

但这种行为究竟能获得多少有价值的信息,取决于现场真实情况。

如果员工没有打开敏感内容,或者观察者根本无法辨认屏幕信息,那么拍摄也未必产生实际情报成果。

FBI公开的材料包含迪乌涉嫌拍摄的笔记本电脑照片,其中部分屏幕内容已经被遮挡。这些照片能够支持一项判断:调查人员掌握了与近距离观察员工电脑有关的材料。它们却不足以单独证明Palantir的重要商业秘密已经遭到窃取。

8月15日前后,任务似乎又有了变化。

按照宣誓书,迪乌的联系人让他带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返回附近区域,以便联系人通过远程访问软件操作设备,试图获取附近目标员工设备中的信息。

这里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分工。按照检方描述,迪乌主要承担现场活动任务;远程联系人则试图负责技术操作。

这种安排意味着,执行者未必需要掌握复杂网络攻击技术。他只需要按照指示携带设备、到达现场并保持联络。

至于设备究竟如何被远程使用、是否存在网络漏洞、有没有成功读取任何目标数据,公开起诉材料并没有提供足以作出结论的完整技术证据。

CNN和NBC援引知情人士报道,这次试图进入Palantir内部系统的行动没有成功,公司的系统未遭到入侵。这至少说明,截至相关报道发表时,没有公开证据能够证明其成功攻破目标公司的核心网络。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

FBI调查材料称,迪乌承担的现场任务后来逐渐加重。有时,他需要在指定区域停留较长时间。

10月6日,他还据称按指示携带笔记本电脑前往目标公司附近的一处地点,让远程联系人操作设备。

这说明相关活动并非一次性拍照,而是持续了一段时间。

从案件结构上看,这是一种将现实空间接近目标与远程技术操作结合起来的尝试。

远程技术人员不一定亲自在目标附近出现,而现场人员也不一定懂得所有技术细节。

从电脑屏幕转向员工家庭

情报收集为何越来越具有威胁性?

如果说咖啡馆活动还可以理解为试图获取公司技术信息,那么案件后半段出现的员工住址调查和人员档案,则意味着事情已经越过了另一条边界。

FBI宣誓书称,迪乌从8月22日前后开始,通过网络地图服务查询目标公司多名员工的相关地址。其中包括一名高级管理人员的住所。

10月8日,FBI在搜查其住所和电子设备时,找到一本记有10个手写地址的笔记本。调查人员称,其中至少5个地址与目标公司员工的家庭住址有关。

此外,调查人员还发现了至少3名员工的详细个人资料。这些资料包含的不仅是姓名和工作单位,还涉及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家庭成员,以及关于个人领导能力、优势和弱点的评价。

看到这里,这起案件的性质就变得更加复杂。

一个科技公司员工在什么地方上班,与他家人叫什么名字,完全是两回事。

前者可能属于公开职业信息。

后者则可能涉及个人隐私和人身安全。

为什么有人需要对普通技术人员作如此详细的背景整理?

这可以提出几个合理的分析方向。

第一种可能,是为了识别具有特定专业知识或系统接触权限的人员。

一家大型技术企业内部有大量不同岗位。员工掌握的信息、负责的项目、能够接触的资源,并不相同。

第二种可能,是为了进一步评估人员接触机会。

如果某个人的职业履历、社交关系和生活习惯被汇总在一起,资料持有者就可能形成对其个人情况的更完整认识。

第三种可能,是为后续接触、影响或者其他活动准备信息。

但是,这几种可能性都必须保持在分析层面。

调查材料还披露,迪乌称这些人员资料和地址来自Telegram联系人。如果这一说法属实,说明他并非独自决定调查哪些员工,而是有人在远程提供目标信息。但这些档案最初从何处获得、是否完全来自公开网络、是否使用其他数据库,仍未得到充分公开。

从安全角度看,这起案件最令人不安的地方,不是某种神秘黑客软件,而是员工的职业身份与私人生活被放进了同一张情报分析图景之中。

一句“我想约她出去”,为什么把整套行动拖进了警方视野?

案件发展到9月初,出现了一个决定性转折。按照起诉书,迪乌涉嫌在9月2日跟踪一名目标公司的员工。次日,他又涉嫌尾随另一名女性员工,从帕洛阿尔托一直追到旧金山。

这一次,事件终于惊动警方。

调查材料显示,目标公司向警方提供了有关车辆的监控图像。警方通过汽车登记资料寻找车辆所有人,随后得知,这辆雷克萨斯已经被出租。

顺着租赁记录,警方取得了一份俄罗斯驾驶证图像,以及一个相关联系电话。

驾驶证上的姓名,就是迪乌。警方与他通话时,他承认9月3日驾驶过该车辆,但给出了此前提到的追求女性的解释。同时,他声称自己持旅游签证进入美国,计划在美国停留一段时间,游览不同城市。

然而,FBI随后查询的旅行和签证记录,并没有支持这一说法。

警方与调查人员还获得了公司监控记录、车辆信息和相关人员陈述,逐步将几次可疑活动联系起来。

9月10日前后,FBI开始依据取得的资料开展进一步调查。

涉嫌执行秘密任务的人,最初并不是因为复杂网络技术遭到破解而暴露。而是因为驾驶汽车时的行为过于反常,引起一名普通员工的警觉。

他试图跟踪别人,最终却让自己成了调查对象。原本是他在研究别人住在哪里、开什么车、日常活动有什么规律。

现在,警方开始研究他使用什么车辆、在哪里居住、通过哪些账号活动。

猎人与猎物的角色,突然发生了转换。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反间谍案件都会因为执行者犯错而侦破,也不能据此证明当地执法部门此前完全不了解他的活动。

但至少在公开材料中,9月3日的跟踪事件是调查形成明确突破的重要节点。

相比之下,迪乌提出的解释则显得格外荒唐。

一个声称只是想追求陌生女性的人,为什么还要研究另一批员工的住所?

为什么携带用于远程操作的设备?

为什么与身份不明的人保持任务联系?

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伪造证件和大量现金?

单独看某一个细节,也许可以有其他解释。

消失、换车、改名

从内华达到伪造美国护照的身份疑云

9月3日的跟踪事件之后,迪乌的活动方式据称发生了变化。

美国司法部称,警方联系他之后,他更换车辆、取得新的电话号码,并按照Telegram联系人的指示前往内华达州里诺。

从加利福尼亚州到内华达州,地理距离并不算特别遥远。但对于调查人员而言,这段州际移动成为重新梳理其活动的一部分。

FBI宣誓书显示,迪乌曾表示,在被警方询问后,他向Telegram联系人报告了情况。

他后来离开湾区,在里诺停留了一段时间。据他的说法,联系人在里诺没有安排到合适任务,之后又要求他返回旧金山湾区。

9月22日晚,FBI人员观察到他从里诺乘车返回湾区。

9月23日,调查人员记录了他更换车辆的活动。

与此同时,另一条重要线索出现了。

那就是伪造身份证件。

根据宣誓书,美国执法部门发现了从吉尔吉斯斯坦寄往美国的国际快递。

这些快递与一个名叫“Hugo Landry Johns”的收件身份有关。

这个名字可以译作“雨果·兰德里·约翰斯”。从名字看,它似乎属于一个普通美国人。但调查人员查询后,没有找到能够与其对应的正常身份记录。

第一批相关快递在9月进入调查人员视野。

FBI在获得司法授权后检查包裹,发现其中藏有一张据称经过伪造的加利福尼亚州身份证。

照片与迪乌相符,姓名却使用了这个英文身份。

第二批快递同样来自吉尔吉斯斯坦。

里面有乌兹别克斯坦教育证明文件,而调查人员称,文件中还隐藏着被改动的美国护照和社会保障卡。

10月1日,FBI核查护照号码,发现该护照原本属于纽约州一名女性,并有失窃记录。

按照调查人员的说法,护照本身是真实签发过的美国证件,但个人照片和身份信息被改动。

整个假身份事件中,还有一个近乎滑稽的细节。

迪乌据称向调查人员解释,自己选择“Hugo Landry Johns”这个化名,与他喜欢的演员凯莱布·兰德里·琼斯(Caleb Landry Jones)有关。

一个涉嫌执行外国政府秘密任务的人,选择英文身份时,居然还带着一点影迷的个人爱好。

电影可以提供想象力,却不能提供合法身份,而他的化名最终与原有姓名一起,出现在美国联邦起诉书上。

三笔现金、一本地址簿

这场行动究竟花了多少钱?

继续往下调查,整起案件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部分。

钱。

根据FBI宣誓书,迪乌后来表示,自己在美国期间曾三次收到现金报酬,每次1.5万美元。

如果这一陈述属实,三次合计就是4.5万美元。

对于普通海外临时工作而言,这不是一笔小钱。但它也远远谈不上能够单独证明一项庞大的国家级秘密行动。

公开材料没有完整披露全部经费来源、支付账目、设备支出和人员成本。

因此,4.5万美元只能理解为迪乌据称收到的报酬金额,而不能直接视为整个行动的总预算。

宣誓书还提到,这些报酬由联系人协调,通过其他人员交付。这说明至少按照迪乌的陈述,资金支持不一定来自他直接认识或者见过的Telegram联系人。但承担现金交付的人究竟是谁,他们是否知道钱款用途,有没有其他参与者,目前都不能从公开文件中得出确定结论。

9月23日前后,起诉书记录过一笔1.5万美元现金交付。

而10月8日,FBI执行搜查令时,在迪乌住处及有关物品中发现了18035美元现金。

10月8日的搜查还有其他收获。调查人员发现两台笔记本电脑、两部苹果手机、无线网络设备、俄罗斯护照以及伪造身份证件。

此外,还有前文提到的手写地址簿和员工资料。

单独看,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手机、一笔现金,都可能拥有完全合法的用途。真正使这些物品受到司法关注的,是它们与被指控的具体活动之间存在关联。

例如,电脑设备对应远程联系人安排的任务,地址簿对应员工住址调查,身份文件对应非法证件指控。

这些联系如何成立,最终仍须经过司法程序审查。

值得注意的是,FBI在宣誓书中还介绍了其取得相关账户资料的方式,包括依照法律程序获得部分Google、Apple和其他数字记录。

这一点很容易被公众忽略。

现代秘密行动人员留下的痕迹,往往不只存在于纸质文件或实体设备中。

在线账号、旅行记录、通信资料和其他合法调取的数字证据,都可能帮助调查人员重建某一时间段内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公开材料多次提及搜查令、司法授权等程序。从调查方法角度说,这起案件更像是一次多种证据逐步拼合的过程,而不是某个天才侦探突然灵光一闪。

它也给现代情报活动提出一个难题。

当越来越多日常活动都需要依赖数字服务时,一个人留下的生活记录与工作记录,就可能相互印证。

信息时代使远程协作变得方便,但信息时代同样让许多行为变得更加容易留下证据。

真正的幕后指挥者是谁?“为国工作”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

整起案件最神秘的人物,或许并不是迪乌。而是那些通过Telegram向他发布任务的人。

公开宣誓书称,迪乌被加入一个Telegram群组,群组中还有三个其他账号。相关账号的使用者没有向迪乌明确说明真实身份,账号名称也曾发生变化。

在后来的陈述中,迪乌表示,他曾询问对方自己究竟在为谁工作。

得到的答复是:他正在为“国”工作。

它暗示任务并非普通商业调查,也不是一般私人雇佣。但从证据角度说,“祖国”两个字并不是正式的机构身份认证。

任何人都可能在聊天软件里这样声称。

那么,为什么美国联邦调查局将这起案件指向俄?关键在于多项线索形成的整体判断。

首先,迪乌是俄公民。

其次,他的任务对象与俄乌战争有关。

再次,相关联系人持续向他提供资金、人员信息和行动指示。

此外,迪乌本人据称怀疑这些联系人具有俄罗斯政府背景。

FBI负责调查的人员综合这些因素,并结合其对俄罗斯情报机构及代理人活动的研究,认为有关行为符合俄情报机构运用秘密人员或中间人执行任务的特征。

2026年11月18日,美国司法部公开声明中,FBI反间谍和间谍部门助理局长罗曼·罗扎夫斯基进一步将迪乌描述为受到俄罗斯政府招募、指挥和资助的人员。

这是美国执法部门作出的正式公开指控。

但如果继续追问,问题就来了。

究竟是哪一家俄情报机构负责具体任务?

是俄对外情报局,还是联邦安全局,或者其他具有相应能力的机构?

Telegram中的三名联系人究竟是什么人?

他们使用的姓名是真实身份还是化名?

是否有人专门负责技术操作、人员管理或者资金交付?

迪乌此前有没有接受专业情报训练?

他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参与的是何种性质的活动?

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公开证据并不足以给出确定答案。

迪乌的案件中,公开材料能够支持的判断是:他据称受到多个远程联系人的持续指挥,并获得了任务与资源支持。至于这些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及其与俄罗斯政府的具体联系程度,仍是案件中有待进一步证明的关键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悖论。

如果行动人员不清楚真正的雇主是谁,他可能更难判断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也许以为自己只是接受委托,执行几项信息搜集任务。

但当任务逐渐从观察电脑、查询住址,发展到跟踪人员和使用伪造身份证件时,个人面临的法律风险已经大幅增加。

10月8日搜查、10月30日被捕

司法程序如何逐步推进?

回到案件最后阶段。

根据FBI宣誓书,2026年10月8日,调查人员执行经过司法授权的搜查令,对迪乌本人、其位于东帕洛阿尔托的住所及有关电子设备进行了搜查。

前文提到的现金、证件、电脑和人员资料,便是在相关搜查中被发现。

这一日期十分关键。因为它意味着,调查人员在10月上旬已经积累了足以申请搜查令的材料。但搜查与正式逮捕,并不是同一个法律程序。

美国加利福尼亚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于11月18日披露,迪乌在10月30日被捕。

10月29日,FBI特工温斯顿·王(Winston Wong)提交的刑事宣誓材料已经完成司法宣誓程序。

10月30日,相关刑事起诉申请文件进入联邦法院记录。

11月2日,迪乌首次出现在联邦法庭。

11月17日,联邦大陪审团正式提交起诉书。

第二天,美国司法部向公众宣布案件。

这些日期说明,事件并非11月18日突然发生。

美国司法部在这一天公布的是一场已经持续数月的调查结果和正式刑事指控。按照最新公开安排,迪乌下一次出庭定于2026年11月24日。

从法律性质看,美国检方提出了四项主要指控。

第一项是串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

第二项是在未依法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长的情况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

第三项是跨州跟踪骚扰。

第四项是与身份证明文件有关的欺诈。

其中,第二项涉及美国《法典》第18编第951条。这一条款与公众经常听到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并不完全相同。它重点涉及个人是否在美国境内接受外国政府或官员指挥、控制,并在法律要求的情况下履行事先通知义务。

换句话说,检方不一定必须证明被告已经成功盗取国家机密,才能提出这类外国政府代理人活动指控。

当然,能否最终认定犯罪,仍取决于检方是否证明全部法定构成要件。

美国司法部列出的四项罪名,法定最高刑期分别涉及5年、10年、5年和1年。

如果简单相加,理论最高刑期可达21年。但这不是说迪乌一定会被判21年。

各项罪名能否成立、刑期是否并行或连续执行,以及其他量刑问题,都要由法院依据法律处理。

截至目前,迪乌仍享有无罪推定。

美国媒体也报道,旧金山联邦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已确认代表他提供辩护,但具体辩护意见尚未在所核查材料中充分呈现。

这起案件最值得研究的是战争如何进入科技企业的日常生活

如果只把迪乌案件当成一个俄罗斯男子在美国涉嫌从事秘密活动的故事,恐怕低估了它的意义。

真正值得深入研究的,是背后的三种变化。

首先,现代战争正在把越来越多商业科技企业推向安全竞争前沿。

传统战争中的军事工业,主要围绕武器、弹药、舰艇、飞机和军用电子设备展开。如今,数据处理、人工智能、卫星信息、网络通信和软件平台,也直接影响军队运作方式。

一家不生产导弹的企业,仍然可能因为参与军事数据分析而受到外国行动者关注。

一家办公环境看起来与普通互联网公司没有太大区别的企业,可能已经成为一国战争支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变化,使企业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其次,现代情报威胁正在表现出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交织的特点。

过去,人们常把网络攻击想象成黑客隔着屏幕输入命令。而传统人员情报,则被描绘成秘密会面、人员跟踪和身份伪装。

但迪乌案所披露的活动,很难单纯归入其中一种类型。它既涉及Telegram任务联系、远程操作软件和网络信息查询,也涉及现实中的咖啡馆、租赁汽车、住宅地址和快递包裹。

虚拟世界负责联络,现实世界负责接近。

数字技术提供工具,人的行动创造条件。

两种方式结合之后,即使最终未能攻破企业内部系统,也可能对员工安全产生实际威胁。

第三,战争可能通过技术人员的私人生活产生外溢影响。

这是整起案件最值得警惕的部分。

俄乌战场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十分遥远。但如果案件中的有关指控获得证明,那么战争相关的情报竞争,已经跨越传统战场和国家边界,直接触及一家科技公司的普通员工。

这些人可能只是在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

他们并不一定参与制定军事战略,也未必决定企业的对外政策。

但因为其雇主参与了国防或战争相关技术项目,他们可能被外部人员纳入观察范围。

这说明,现代冲突的风险传播,不再完全受地理距离限制。技术越容易跨境使用,围绕技术形成的利益冲突,也越可能跨境延伸。

从更大的背景看,Palantir本身还有另一种复杂身份。

2026年11月16日,路透社报道,欧洲多个国家正在研究减少对美国军事软件平台的依赖。

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国都在探索本土或者欧洲供应商提供的替代方案。

欧洲部分军事部门认可Palantir的技术能力,同时又担心对单一外国供应商形成长期依赖。

一家企业,竟然同时站在军事技术竞争、国家安全合作与数字主权争论的交叉路口。

这才是现代国防科技企业真正复杂的处境。

一场看似拙劣的行动,为什么仍然值得认真研究?

有人读完整起案件,可能会产生一种印象。这名涉嫌秘密行动的俄男子似乎并不符合人们对专业间谍的想象。

他会在普通咖啡馆里观察别人的电脑。

他使用的设备并不神秘。

他留下过在线搜索记录。

他涉嫌在公路上做出明显的异常跟踪行为。

面对警方询问,他还用“想约漂亮姑娘出去”作为解释。

后来,他的个人证件、通讯材料和各种资料又成为调查证据。

如果把这些内容放进谍战电影,观众可能会认为编剧过于低估情报人员的专业能力。

这正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地方。

没有理由认为,所有受外国指使实施秘密活动的人,都必然接受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情报训练。一个行动者表现笨拙,不意味着他所接受的任务就没有现实风险。

反过来说,一个行动者拿到了大量现金、伪造证件和技术设备,也不意味着他一定属于某个精英情报单位。

在缺乏完整证据时,专业分析必须允许多种可能性同时存在。

迪乌可能只是整个行动链条中的现场执行者。他也可能比公开材料显示的更清楚自己的任务。但目前无法据此断定其全部角色与权限。

类似地,行动可能旨在取得公司系统访问机会,也可能同时具有员工情报收集、后续人员评估等目的。

这些解释有的受到公开材料一定程度支持,有的仍然停留在推测层面。

要判断它们,必须寻找更多可以独立验证的证据。

例如,法院后续披露的通信记录能否证明具体任务来源?司法程序会不会出现关于实际数据获取情况的技术证据?被告是否承认或否认相关关键事实?检方能否明确说明境外人员与俄罗斯政府之间的关系?

这些才是未来值得继续追踪的问题。

还有一个不应忽略的细节。

NBC援引知情人士称,Palantir一名员工发现迪乌在咖啡馆的行为异常,并进行了报告。如果这一报道准确,那么公司的内部安全报告机制,也在案件早期发挥了作用。

与此相对照,9月3日那名被跟踪的女性员工及时报警,又使现实中的异常行为进入了当地执法程序。

这两种情况说明一个朴素道理。

迪乌只是一个失败的执行者,还是一条更大网络的线头?

目前能够比较清楚地重建的,是迪乌从伊斯坦布尔前往墨西哥、进入美国、抵达加利福尼亚、执行涉嫌监视任务、引起警方注意,再到接受联邦调查并被起诉的主要过程。

但这并不是整起案件的完整终点。

仍然不知道,迪乌与Telegram联系人最初究竟如何建立信任关系。

不知道这些联系人有没有使用真实身份。

不知道那名协助其跨境活动的中间人究竟是谁。

不知道有关伪造身份证件背后的组织者是否与任务指挥人员相同。

不知道三名主要远程联系人是否分属不同职责。

更不知道其他类似行动是否正在发生。

从已经披露的材料来看,这起案件至少给出了一个清楚的观察窗口。一端是俄与乌持续进行的军事技术竞争。另一端是美国硅谷一家具有军事应用背景的软件企业。

连接两端的,据检方指控,是一名跨越多个国家活动、接受远程联系人指令,并涉嫌通过现场观察和人员跟踪收集信息的俄公民。

这个人使用现代数字工具,也依赖现实世界中的交通、住宿和日常接触。他被指控拥有伪造的美国身份证件,却仍然留下了大量可以被调查的记录。他想知道目标公司的员工是谁、住在哪里、使用什么设备。

最后,他自己住在哪里、使用什么身份、曾经前往什么地点,却成了联邦调查人员试图重建的证据链。

这大概就是整起案件最有讽刺意味的地方。

一个试图搜集别人信息的人,最终发现自己也生活在一个信息不断留下痕迹的世界里。

迪乌案是否属于俄直接组织的秘密行动,仍需等待司法程序对相关指控进行检验。但它已经揭示了一个无须等待判决才能理解的现实:

现代战争不再只发生在战场之上。

但迪乌案件提醒我们,现代科技竞争背后的安全问题,未必总会以惊天动地的方式出现。

它有时只是一名陌生人、一部手机、一台笔记本电脑,或者一辆不肯离开的汽车。而一场看似荒唐的跟踪事件,最终竟然让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国防科技企业与国际媒体同时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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