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的漫游 |《一种相遇：从苏州到柏林》

《一种相遇：从苏州到柏林》是一部跨越地域和文化边界的诗歌集，创作时间跨越几十年，收录作者对不同地域文化深刻体验和感悟的诗作，其中涵盖了诗人近年最新的创作成果。诗集分为“中国诗歌地图”和“世界诗歌地图”两大部分，前者聚焦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变迁，后者则放眼全球，描绘了世界各地的自然景观、社会生活和人文精神。

老年困境对每一个步入晚年的写作者来说都难以回避。这一困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生命层面，二是创作层面。之于生命，身体的衰老、精神的不济还有那“萦绕于人世的种种告别”（张枣《祖父》）都在不断损耗着心力；至于创作，晚年的灵感、激情相比青春时代或许有所消退，但更大的问题在于一种自我重复的危机——擅长的题材已被穷尽、自我的风格趋于完善，写作者如何还能突破自身写作的限度、创造出更新的作品？

柏桦早年以其超群的感受力与抒情著称，其后突然沉寂。2007年，他重新拾起创作时已是50来岁。《水绘仙侣》与两部“史记”既为他带来复出的声名，也引起一定的争议。不少读者、研究者都以为他后期的作品与早期风格相比，在语言上、方法上展现出显著的差异。褒扬者反复指证这种写作的新奇与另类；批评者则认为这些诗歌再无早年动人心魄的抒情，甚至到今天，很多读者对其后期诗歌的印象仍停留在《水绘仙侣》、“史记”的“材料化”写作。从柏桦的新作《一种相遇：从苏州到柏林》中却可以发现，随着年岁增长，生命的流逝并未带走他创作的激情和内在珍贵的感受能力，甚至其诗性感受力与抒情气质不减反增，只是他将之与自己的阅读经验相融合，以另一副形式重新现身：不同于早年白热化的呐喊与抒情，如今诗歌中的感受、情感看似不明显，实则越来越倾向于开阔、广博与深沉。

从身体与时空的关系来看，诗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者喜爱身体的旅行，典型的，比如李白寻仙问道，足迹遍及名山湖海，在纷繁的风景中留下诗情；一者偏于沉静，却放任感觉的漫游，在阅读、想象、无垠的感受中敷衍诗篇，比如佩索阿（Fernando Pessoa）三十多年蜗居在里斯本，身体静止，却公然宣称“我的航程比所有人的都要遥远。我见过的高山多于地球上所有存在的高山。我走过的城市多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城市。”

柏桦显然属于后者，私下的闲聊里，他表示自己并不热爱旅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年来，他幽居在九里堤的公寓，很少参加活动，更遑论旅行，每天除开散步、睡觉、吃饭，几乎就只剩下阅读、写作、修改诗歌。这样的生活，旁人看来或许清淡，于他却乐此不疲。在持续的阅读、想象、体会之中，他总是令感官在世界文学版图中自在地游历，有所触动，便以“互文”的方式撰文为诗。《一种相遇：从苏州到柏林》中的作品，除开一些少量的早期诗歌（当然，这些也都被他重新修改）之外，其余诗篇几乎都源于此。从书名“苏州”“柏林”神秘的“相遇”中可以想见，这本诗集如何包罗了一座座城市、一个个地名、一场又一场“对话”，一次又一次想象的、感觉的漫游。

的确，读柏桦的《一种相遇：从苏州到柏林》，首先吸引读者的就是目录里诸多映入眼帘的城市、地名。须知，一个诗人一生能将自己所身处的一座城市写到极致便已非易事。然而，读者或许好奇：从中国到西方，幽居一隅的柏桦如何处理如此庞杂、纷繁的地理空间？柏桦固然没有亲临如此多的城市，却有自己独到的技艺——即前文所谓“互文”，然而却并非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零度写作”意义上令主体退场，让语言自在言说的“互文”，而是一种抒情我在场的、身体的、感觉的“互文”。“互文”是柏桦后期诗歌中的主要特征，不少研究者也就这一话题对其诗歌形式、语言策略进行过详细的讨论，但少有人留意到，柏桦的“互文”虽然建立在阅读经验之上，却不仅仅是对他者材料的剪辑与化用，而总是包含着个人强烈的感受，有时是与另一文学传统的对话，有时是与私我的生命经验融合。

这种写法的意义在哪儿呢？以《少年时代的一块石头》为例，柏桦在其中一节直接引用弗罗斯特·甘德（Forrest Gander）的诗句，相当于把自己当下的阅读经验“嫁接”到对五十五年前生命经验的回忆之中，它当然有很强的现场感、细节感，但甘德诗句的加入并非仅仅为了破除前面几节诗歌讲述回忆时的呆板，而更是为了令“石头”这一意象以及围绕石头这段生命经验所包含的难以言传的神秘感、宿命感得到强调和凸显。“每块石头都带着它的死刑，/来到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这句话本身所具备的高度敏感性与箴言般恐怖的美，使得一块私密的石头变成了一个关于“偶然与必然”“生命与宿命”的隐喻，为“我”十岁的私密经历赋予了普遍的存在论意义。从这本诗集中其余许多诗歌也可以看出，通过“互文”这一动作，个人的、私密的情感体验被柏桦普遍化为人类共有的（或敏感的诗人们共享的）生命感受。“互文”由此协助柏桦的个人情感表达超越了民族、文化、国家的边界。换句话说，柏桦诗歌对某一普世化“情感共同体”（emotional community）的唤起与打开，不仰赖宏大的民族、历史叙事，而仅仅落实到私密个体对另一个体之感受、感觉的深刻辨认——这是柏桦通过互文性来书写诸多城市空间的重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柏桦所征用的世界文学范围内的文本，往往是被译者翻译后的文本。柏桦对这些译文的引用，由此具有了一种跨语际实践的意义，近乎于在自己的诗歌中“移植”一副被翻译过的语言“身体”——这个“身体”携带着源语言的语音、节奏、语法结构，以及在翻译过程中被迫生成的一种特殊的、陌生的质感。 当它们携带着这种异质性进入柏桦的诗歌后，将被柏桦极富感受性的语言气息统摄与转化，再次经历一次“翻译”，以实现与柏桦自身语言肌体的融合共生。往大了讲，柏桦的互文实践实际上正无意间将互文从个人写作方法或知识夸耀（所谓被批评的“掉书袋”）提升至语言本体论和跨文化主体建构的层面。

1990年，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批评北岛诗歌缺乏民族性、仅仅是对西方现代诗歌的模仿时，同时也“试图想象，怎么样才会有一种诗歌，可以被操持不同语言的人共同分享。”然而，他所构想的“世界诗歌”强调语言、意象层面的普遍性和可通约性，以及一种在跨语际的翻译实践中不被丢失、可资辨识的民族性。其弊端，正如他所批评的那样，是一种被简化了的诗歌（甚至很可能只是西方现代诗歌在不同民族文化中的翻版）。

对于“世界性”的想象，其实早在20世纪开端，梁启超和郭沫若就已经展现出宏大的、基于全球视野的新“世界”想象；之于当代，杨炼和海子的世界文明想象相当明显地偏重地理空间的辽阔和对神话传统的整合，具有“大书”的野心；整体主义则往回追溯，把世界和谐想象放诸先秦，试图通过中国古典传统去构建一个世界文明的整体图景。这些“世界诗歌”书写虽然与宇文所安所说的“世界诗歌”风马牛不相及，却都带有一种“宏大”的、建构的意图。

柏桦基于感受、经由互文而唤起的漫游的诗学，也有意绘制一幅“世界诗歌”的图景，但他的方案略有不同，其诗歌的“世界视野”相比于主动的建构，更像是在处理自己私密、具体的生命经验时，通过互文让世界文学传统自然进入——这种世界想象是内向的、肉身的、偶遇的。这种将世界文学传统化为己用，通过敏锐的感受力将之融洽地交织在文本中的“世界诗歌”，为何不可以是宇文所安“世界诗歌”想象中的一种可行方案？

当然，柏桦或许不再有心于如此庞大的民族性、汉语性话题，他只是平静地驱驰感受，在世界文学传统所“构建”的城市中自在地漫游，沉静地感触、思考与抒情。

回到开头的话题，面对生命层面、创作层面的双重困境，柏桦找到了自己的方法，甚至于这种“感受的漫游”已然成为柏桦老年的一种生命形式。西方社会关注老龄化问题，将老年孤独、封闭的状态称之为老年闭锁，但诗歌写作、修改带来另一番晚景：柏桦身体上的主动“闭锁”是为了诗意上的不断打开——他常说“诗歌尤其是时间的艺术。它的本质就是挽留光景、耗去生命。”对柏桦而言，这种“老来渐于诗律细”的执着近乎耗去时光、挽留生命的仪式，看似一种颇具颓废色彩的消磨，实则是将有限生命投入无限诗意（同时也是诗艺）的积极行动。

从早年被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诗歌之美触发，到而今主动耗去生命以留住阅读的感受与当下的经验，柏桦所践行的美学路径类似波德莱尔所言“美学的现代性”，强调对瞬时性中永恒的把握，将生的意义付诸每时每刻“感受”与“书写”的动作。当然，如此执着于诗歌书写而了忘生活中的其余“享乐”，是否有窄化生命的可能呢？或许每个人在世上都有其最适合的身份与位置，找到自己真正可以忘却一切、沉溺其中的工作并乐此不疲，已是对自我的深刻把握。何况在诗歌里，诗人可以驰骋傲游，游于艺也游于“忆”。

黄 舜